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都对能源立法和能源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九十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立法进程的加快，《电力法》、《煤炭法》和《节约能源法》分别在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同时，能源行政法规、能源行政规章、地方性能源法规和地方性能源规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可喜的是，随着我国立法体制的逐渐健全及各部门法之间互补性的良性发展，相关法律中关于能源的条款也开始发挥作用，如《矿产资源法》、《水法》、《刑法》、《环境保护法》等。我国《刑法》就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时期还出现了能源法律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能源标准，如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9年6月16日发布的《电力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强制性电力行业标准的代号为DL，推荐性电力行业标准的代号为DL/T。有些标准虽然没有上升为法律，但是对能源活动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编篡形式上，能源政策发展的步伐逐渐落后于法律。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对能源巨大的消耗量逐渐引起世界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关注。批评中国能源缺乏全面、权威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政府曾在1995和1997年发布过《中国能源》（白皮书），但均类似于年度发展报告，而且是以部门名义发布的。表面上看，中国从来不缺乏各式各样的能源政策。但是由于能源政策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及能源政策缺乏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程序性规定，导致了中国的各项能源政策不能形成合力。无怪乎有人评价说，中国的能源政策向来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能源立法的情况也不能完全令人乐观。虽然能够出台即是进步，但是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可操作性和原则性，反映了我国能源立法的技术和质量亟待提高。法律通过后，如何能够实施，从而实现法律的目的，也就是能源立法的后评估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能源主管部门，加上中国能源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弊病，部门之间互相掣肘，行业之间缺乏协调，立法者以及执法者没有将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甚至经常搞不懂，究竟谁是执法主体。《节约能源法》就是这个时期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
综上，此阶段能源法律和能源政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形式上，能源立法取得突破，但是可操作性和实际实施效果成为新的问题；能源政策依然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但在形式上和体系上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