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森的这种“比较的进路”，又离不开柏拉图、罗尔斯等人思想方法中所隐含的重要思想内容：“正义”的理念（或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一“正义”自身的实质规定）及其背景性制度安排。只有在确立了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一“正义”理念及其背景性制度安排后，森的日常生活改善的正义才有自己的价值方向。否则，此“正义”本身就会失却规定，森的日常生活改善这一比较、相对正义的进路，就可能失却灵魂与方向，就无所谓促进正义与对不正义的克服。当然，森对于罗尔斯正义理论及其方法的批评，以及森自身这种日常生活改善型的正义实现路径，由于本就发生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且以罗尔斯所说的平等基本自由权利这一基本制度正义框架、背景性制度安排已经确立为前提，因而，不失合理性。不过，对于一个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特权、身份、等级、集权制的社会，对于一个尚未消除特权、尚未建立起平等基本自由权利背景性安排的社会，一切日常生活的相对改善这一相对正义，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向，这就是人民的正义，就是消除特权与身份等级差别，人人权利平等，以及以此为内容的宪政法治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性安排。不能以日常生活的改善，代替与遮蔽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安排。
在一个基本正义的制度性安排框架中，通过日常生活的努力，促进正义，消除不正义，走向较为完善的正义。没有完美无缺的正义制度，只有永恒的正义追求。社会是在正义价值精神引领之下，通过人们对当下实存不正义制度的逐个克服、超越，而走向正义。人类社会在不断克服日常生活中的不正义中前行。追求相对正义而不是绝对正义，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不正义的消除来推进正义，森思想中的这些重要内容，在当下，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森通过“公共理性”将正义、民主化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具体地思考与选择，进而将正义与民主内在相连。正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民主实践，使正义成为现实的。这样，正义的实现与正义的生活方式就融为一体。“人民的正义”这一社会正义秩序，不是外来力量加予的，而是人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反抗强权与专制、反对不公、追求平等权利实践的产物；正义不仅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更是一种人民作为主体、主人的现实社会生活方式。免于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享有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尊严与人格尊重、拥有并维护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权益，这就是在追求与实现社会正义。
30年前，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争取自己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走向“人民的正义”。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面临着“权贵正义”的挑战。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的正义”这一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克服“权贵正义”，通过克服“权贵正义”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的正义”。不过，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取决于一个前提：宪政法治的这一背景性制度性安排。只有在一个宪政法治的背景性框架结构中，人们才有可能基于可预期性，通过合适恰当途径，在基本秩序范围内抗争不正义，消除不正义，促进社会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