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族自治权的研究与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协调发展。我国各个民族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尤应得到更大限度的保护，这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实现机制之一。长久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一直集中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上，似乎少数民族的权利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足矣。殊不知，从民族分布的情况而言，我国的少数民族从来就有聚居和散杂居两种形式。如果说聚居少数民族的权利由于整体性和规模性等因素更容易实现的话，那么与汉族进行散居、杂居分布的少数民族的权权利就更有可能由于存在人口较少和分散性而被忽视。随着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渐健全，传统的重聚居而忽视散杂居的倾向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也终于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一道被置于协调发展的位置。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法体系，是以宪法的民族法律制度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为基本的”。[33]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被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专门研究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著作也纷纷问世[34]，理论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和深化。此外，《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的制定和审议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自治权与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协调发展关系，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其一，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并没有对传统的民族自治权研究造成削弱。从一元中心论到二元中心论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宪法学尤其是民族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然而双管齐下并不意味着民族自治权的研究被冷落，相反地，它在一个新的维度找到了更为理性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念下与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协调发展。其二，两者之间体现出一种积极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建立在民族自治权研究具有一定成熟度的基础上，并且从民族自治权理论中汲取了相当大的借鉴和经验；另一方面，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研究的发展反过来又为民族自治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照系，使民族自治权在适应历史要求的法制框架下的发展之路更加趋于明晰和优化。
第三，民族法学勃兴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提供了更高、更好的平台。作为宪法学之下的分支课题，民族自治权的研究虽然得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和国际人权法的重视，但却始终未能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人员少、成果数量有限、理论深度不足、体系框架不完备等成为困扰民族自治权研究又快又好发展的痼疾。然而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35]民族自治权也由此找到了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其一，从学科视角而言，与宽泛的宪法学研究不同，民族法学专注于民族法律制度的解析与建构，其中就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焦点，[36]而民族自治权无疑又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焦点，民族法学对民族自治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其二，从研究对象而言，民族法学以民族关系为首要调整对象，兼以国家与民族地方之间的关系为重要调整对象。[37]调整对象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又可以全面归结为民族自治权如何的界定、实施、保障的问题。其三，从研究的成果而言，目前坊间对于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民族法学者之手，特别是在2003年国内两家民族法学博士点正式建立之后，民族法学的迅猛发展已经对民族自治权理论研究的深化产生了重大的规模化的推动效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宪法学界对于民族自治权问题的漠然。但随着当前宪法研究中权利保障问题渐成主角，相信民族自治权问题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宪法学者的关注。
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兴起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曾几何时，在宪法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央地权力纵向配置格局、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的思潮。这种研究思潮也为民族自治权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38]其一，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的重新配置与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实现，必将使得民族自治权的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而言这无疑是值得翘首期待的福音；而对于学界来说，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哪些新的自治权、如何赋予、如何保障其实现、如何监督等问题却是摆在面前的全新课题。其二，作为我国一类地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自治权的实施，已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央地关系及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这是普通地方区域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民族自治权理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就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如何以既有理论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对中央与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纵向权力配置提供参照和借鉴。这种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可以从民族自治权理论本身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的已通知中获得有效信息。总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课题的研究中，民族自治权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子课题之一，这本身就为民族自治权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背景和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