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自治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方自治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批判联省自治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尖锐地指出连胜自治运动是“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17]的本质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与追求政治民主、学习联邦制式政治自由等问题等同视之，认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因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地方自治扩展到哪一层，最重要的是看本国民众自我治理能力的水平。[18]陈独秀本人更是进一步指出，地方自治的重点应在城镇乡自治，而不赞成把自治权放到省一级。[19]可见，当时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当前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还是具有较大差别的。
第三，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孙中山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提出应以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五权宪法和国民大会四条措施来确保民权的实现。其中，孙中山对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评价：“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20]在孙中山看来，地方自治更多的倾向于地域自治，本地区重大事项一概由民选的自治机关决定并实施。这种地方自治是否能适用于民族地方？理论上孙中山并未反对。但是显然的，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地域自治，因此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概念并不能是实现“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模式以县为单位，并不能对当前的自治区和自治州概念做出很好的回应。在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蓝图中，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自治（这与日本宪法学所谓的“政治自治”有本质区别），即自治机关实施在本自治地方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六种主要职能。[21]这属于低层次的地方自治。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自治，即自治机关在自治地方举办工业、农业、金融等合作事业，乃至从事自治区域之外的经营与运输。[22]这是高层次的地方自治。虽然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其中许多精彩的思想火花还是为给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董必武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作为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董必武在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信念国内更是贯穿董老的法制思想始终。一方面，他提出加强民族立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是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始终把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综合看来，董必武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在理论上充分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为实践打好坚实基础。其二，积极推动并直接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立法，在政策手段的基础上建设性地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其三，为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纸上到地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9月20日新疆省举行首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莅会祝贺，并发表了《加强民族团结，建立社会主义新疆》的重要讲话。其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则真正落实的关心就贯穿了该《讲话》的始终。[23]
第五，乌兰夫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乌兰夫是新中国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散见于1952年至1987年间《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总结》、《认真做好民族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十多篇报告、讲话、发言和文章之中。乌兰夫的相关理论主要分为对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定性和制度实践两个方面。在定性民族区域自治权时，他指出：“民族的自治权利，集中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上。”[24]并进一步指出自治权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按照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自治地方都应平等地享有法定的自治权利；[25]二是民族自治地方在一切地方性事务上应该有充足的自治权。[26]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方面，乌兰夫的思想又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即在上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尊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和汉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上级国家机关是否尊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能否实现自治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其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①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现自治权利的一个关键所在。②上级国家机关有责任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③上级国家机关切实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其三，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利。认为保障和维护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根由、重点、措施和途径。[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