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了修正，将罪状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和原来的规定相比，新的条文取消“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的限制，即由具体危险犯改为抽象危险犯，使得处罚条件得以前置。
总之，中国刑法应当充分考虑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合理性，应对日益增多的风险。刑法修正案（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设想：即首先考虑对某些行为予以犯罪化，尽快弥补立法上的空白；其次，对于某些已有犯罪目前只处罚实害犯的可以考虑扩张至危险犯；最后，再考虑对某些特殊行为是否增设抽象危险犯的条款。这种改革在适用范围上，应当先在诸如环境犯罪、计算机犯罪、食品药品犯罪等特定领域予以尝试，待经验成熟后再有选择地推广。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应当防止前置化所带来的“次生效果”即刑法的“严罚化”。[24]过于严厉的刑罚措施来防范未来的风险，不仅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也不符合比例性原则。我国应当调整刑罚结构，积极推行“严而不厉”的处罚模式，稳步推进刑罚的轻缓化。
【作者简介】
姚贝，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王拓，单位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注释】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王武龙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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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最近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危机，使人们对于核风险的管控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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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首次出现了“禁止令”的规定，但仅限于对于管制犯、缓刑犯的规制，不过笔者乐观地相信这一规定的出台必将促成学界对于“禁止令”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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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保护前置化所带来的“严罚化”，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被害人保护的运动，如日本增设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提高酒后驾驶犯罪的法定刑等等都源自被害人遗族及其声援者的签名、游行活动。参见松原芳博：“被害者保护と‘严罚化”，载《法律时报》2003年第75卷2号。其中，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受到媒体瞩目的重大刑事案件，经常是促成风险管控的刑事政策的关键。参见李佳玟：“风险社会下的媒体与刑事政策——以1997年白晓燕案为例”，载苏俊雄：《自由·责任·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49—270页。这些
刑法之外的因素也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