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存废之争
针对上述监视居住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法学界、司法界对监视居住的“去留”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废除论”[6]和“改造论。”[7]“废除论”认为，既然监视居住存在那么多的问题，适用成本高昂，适用率不高，又容易变相羁押嫌疑人从而侵犯人权，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那么，不如干脆将监视居住制度予以废除。“改造论”则认为，目前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性措施太多，本身就需要非羁押性的强制性措施，如果去掉监视居住，则取保候审就成为唯一的非羁押性强制性措施，不利于减少审前羁押率。[8]况且，监视居住的上述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对其进行改造来解决，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修改是可以提高其适用率的。另外，有些情况适用取保候审和逮捕等强制措施均不合适，监视居住恰好可以弥补这两种强制措施之不足，有其独立的适用空间。[9]因此，可将监视居住制度予以改造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修正案草案》对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造”
《修正案草案》采纳了“改造论”的观点。《修正案草案》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单独适用条件，即“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修正案草案》还探索了以监视居住制度取代“两指”、“双规”的可能性。“两指”、“双规”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变相拘禁，进而被指“违宪”。[10]因而，将“两指”、“双规”纳入刑事强制措施，是一种将其合法化的具体途径，可以适应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修正案草案》第30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修正案草案》还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应当指出，《修正案草案》已经注意到了现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明确规定了其不同于取保候审的单独的适用条件。针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变相羁押嫌疑人的“潜规则”，明确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家属的知情权，避免秘密关押，《修正案草案》同时还规定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除了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等情况，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同时《修正案草案》还对监视的具体方法作了列举式规定，例如，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控；在侦查期间，还可以对被监视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应当说，《修正案草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出现的问题均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并设计了一系列的规定，试图解决现行监视居住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扩大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但上述制度的设计依然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对其在实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下文将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地提出可以进一步予以完善的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