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将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处分纳入复议范围。目前人事争议按照内部申诉、人事仲裁解决，但这些机制在法律化、制度化方面还有待提升，并不能给公务员提供有效的救济。过去《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将这类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复议范围和诉讼范围之外是因为受到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早已被抛弃。公务员作为自然人，当其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影响时，应当如普通自然人一样获得法律救济，这是法治统一的基本要求。
3.将国务院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规章纳入复议范围。目前可以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行政立法，仅限于一定级别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主要是备案审查机制，但由于存在发现问题难、启动难等诸多问题，备案审查机制的运行并不顺畅，未能有效发挥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作用。如果能够将行政立法也纳入复议范围，既能更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也可以通过复议的启动机制有效激活对行政立法的审查和监督。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立法范畴，被纳入复议的范围，但《行政复议法》仅限于一定级别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仅仅因为制定主体是国务院就将之排除在外，应当说理由不充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有可能违法，也应当将之纳入复议范围。
四、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加强程序制度的公正性建设是复议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保障
复议程序是《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又一核心问题。由于立法之初对复议程序刻意反司法化的制度构建定位，造成复议程序过于简化与内部行政化，程序理性与程序公正的基本制度要素缺失。具体而言，复议程序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程序过度行政化，复议案件的办理按照普通办件的内部流程逐级报批，复议程序没有体现复议活动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内容的特点。
第二，程序中立原则缺失，没有规定回避制度。此外，复议工作人员与被申请机关工作人员之间沟通频繁，而申请人很难有机会向复议工作人员陈述意见，二者没有得到同等对待。
第三，程序参与原则缺失，没有为申请人参与复议过程作出制度安排，在程序构建上体现为较强的复议机关主导色彩，强调通过复议工作人员的努力去查明事实真相，并不重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对抗对复议过程的推动。此外，参与原则的缺失使得律师代理在复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其有限，不利于复议专业性的提升和案件审理质量的提高。
第四，直接言词原则缺失，复议案件的审理原则上实行书面审，不进行言词辩论，只在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没有体现裁决争议行为应当具有的两造对抗、居中裁决的基本程序构造。[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