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桑德森给出了几个理由：

　　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一个不合法的法律并无服从的义务。第二，首要的服从义务预断了随附的义务，因此，一个与先前义务相悖的新义务无法被添加进去。就此，任何命令不合法事项或禁止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的法律……强迫我们违背我们由神法规定的先前的服从义务，因此，人类法无从导入任何义务到我们身上。第三个理由是，任何人无法在同一时间必须服从相互矛盾的义务，但是，如果那部法律是强制性的，那么，必须履行的是上帝之法所要求的，而不是它所要求的。为与不为是相互矛盾的……[52]

　　在这里，良心的内在义务就被桑德森称为“首要义务”、“先前义务”，外在义务则被他形象地称为“随附的义务”、“被添加、被导入的义务”。二者产生基础和产生过程各异，效力亦不同。服从世俗法之所以被称为“随附的义务”，是因为契合“首要义务”并能够“被添加进来”，而不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约束良心的效力。

　　当世俗法律不正义时，要选择上帝而不是选择人；之所以服从上帝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救赎，而服从人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主人、父母或者君主，乃至世俗的任何人，无论他是谁，如果他们命令做任何邪恶的或非法的事情，我们就不应当屈从于他们的喜好，因为，这不是做上帝的仆人，而是将自己成为人的仆人。但是，出于良心而服从正义、正直和有益的人的宪法，这样的人远非被认为是人的仆人。通过最重要的两位使徒，祂明确规定要伺服上帝而不是伺服人，质言之，宁愿选择上帝而不要选择人，他伺服上帝是为了自己，他伺服人是为了上帝。他之所以是伺服人，是因为执行了人的命令，而他之所以是伺服上帝，是因为他出于良心、出于自己的义务而为之。[53]

　　然而，如果世俗法契合上帝法，人在良心上就有服从的义务：

　　人法禁止明显为罪恶的事情，如盗窃、通奸、亵渎神灵，或者命令善、必要的事情，如崇拜上帝、归还债务、尊敬父母，那么，它就引发了良心上的一个新的服从义务。……对此，我要说，先前的服从义务不仅预断、而且还取代了随附的义务。[54]

　　在这里，先前的义务决定了随附的义务的有无。

　　人类法的内容如果是上帝法未明示的事项，基于加尔文所言的“一般命令”，人类法具有“一般约束力”：

　　事关并非非法事项的人类法，在一般上（抽象上）凭自身、直接约束良心。质言之，这是一个一般命令，即臣民应当服从正当制定的人类法，这是直接、凭其本身具有强制性的。……加尔文本人在《基督教教义》第四卷第十章第五节提出了一个区分：一般的与具体的。尽管否认法律在具体方面约束良心，但是，必须承认，它们具有对良心的一般约束权力。[55]

　　在这里，加尔文的“一般命令”就成为桑德森所言的世俗法所具有的“约束良心的一般权力”：世俗法只要不违背上帝之法，臣民必须服从。

　　我们看他给出的理由：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一般命令与永恒法、神法有关，其每一部分均直接地、凭自身约束我们的良心，不仅仅因为后果。她在双重方面和上帝法有关：首先，因为自然理性命令说，只有根据人类的庄严的宪法，服从人类法，才能维护公共福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灵魂即和平与秩序。其次，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命令我们要服从在我们之上的……[56]

　　尽管人类法不是上帝制定的，但是，根据上帝的“一般命令”：

　　不得以一个赤裸裸的托辞——他们和我们一样，仅仅是人，是创造物——而将我们的头颈从他们的枷锁中抽回来。[57]

　　我们看他给出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必须顺从，不仅因为惩罚，还因为良心的缘故。[58]

　　第二个理由源于法律的功用和目的。[59]

　　第三个论据就是，为了主而需要做的，我们在良心上负有履行的义务。但是，我们要服从正当确立的人类法，这是为了主。彼得前书2.13，看在主的份上，服从人的所有法令，无论这是服从最高的王还是服从他遣来的官员。[60]

　　……

　　第五，违反其也必然导致违反上帝法的人法，均约束着良心（因为，上帝法乃良心规则，任何一个抱有安全良心的人都不会违反上帝法）。但是，违反由人庄严制定的每一个具体法律，也必然伴随着对上帝法的违反；上帝发出了一般命令，要求服从世俗官员；因此，所言的对具体人法的违反，也约束着良心。[61]

　　第六，在良心上我们不能这样行事，即在某种方式上竟然反对上帝本人。因为我们自己必须受制于并顺从上帝，不能反对祂。顺从与反对是相互矛盾的，任何人都不能在同一时间既顺从又反对同一个人。但是，拒不服从庄严制定的人法，就可以解释为反对上帝。拒不服从法律的，不仅是不服从世俗官员的立法权，也是反对上帝的法令，并且，从后果上以及从解释上，他就是反对了上帝本人。[62]

　　所以，人类法约束人的良心、要求人服从的方式是间接的：

　　根据人类庄严的宪法，人类法约束着良心，即使在具体的方面亦然，并且，尽管并非直接的、并非凭其本身，而是凭后果，以及拜神的一般命令所赐。[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