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清教神学家对良心有许多比喻。[13]16世纪最伟大的清教神学家之一、瑞典宗教改革家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曾与英王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以及英国国教神学家等人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他在布道中坚称，“律法=上帝旨意=良心”：
律法不是别的，正是上帝旨意的宣示……所有善和正义的律法皆源自上帝本人……是良心的指示，正如她是上帝本人置于人大脑和心中的一个明确的指示一样，教导人们什么是应当作的，什么是应当避免的。良心是人的知悉、判断和理性。[14]
英国神学家约瑟夫·豪尔（Joseph Hall，1547-1656）将良心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小鸟”；[15] 约翰·伍尔顿（John Woolton，1535-1594)则将其比喻为“每时每刻的内部法官”；安东尼奥（Antonio）称其为“驻在我心中的女神”；[16]凯德·安东尼（Cade Anthony，1564?-1641)称之为“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常驻特使（Ambassadour）”；[17]约翰·夏普（John Sharp，1645-1714)将其称为“监控器、引路者”；[18]杰里迈亚·戴克（Jeremiah Dyke，卒于1639）则说道：“良心是被上帝置于人灵魂中的特工（Spy），作为人的监督者和上级，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与人不可分割……她是上帝的代理人…见证人”。[19]现代学者彼得·霍姆斯（Peter Holmes）将良心比喻为“上帝向每个信众发出命令的电波接收器（radio receiver）”。[20]
（二） 良心的内在义务与外在义务：以圣经为基础
保罗在圣经中为良心确立了两个规则，即服从的义务。首先，无论宗教还是世俗权威，二者皆源于上帝的授权和委托，因此，顺从他们也是上帝的命令，良心的命令。就此保罗说道：
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当下的权威，都源于上帝。因此，任何人反抗他们都是反抗上帝的命令…做官的不是让行善的惧怕，乃是让作恶的惧怕…他是神的仆臣，是伸冤的，惩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从，不仅是因为惧怕惩罚之故，也是因为良心之故。[21]
其次，既然良心等于人接受上帝命令的接收器，是领受上帝旨意、上帝律法的接收器，那么，如果世俗权威、世俗之法违背上帝之法、违背个人良心时，基督徒个人必须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就是使徒行传中彼得所确立的原则：
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统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22]
这两个服从义务并不相同：前者是世俗法律借助上帝命令才得以约束个人良心，要求人顺从；后者是良心的直接命令，是圣灵、上帝旨意的展示。综合观之，前者是随附义务，只有当世俗法、人法契合上帝法时，才能有约束个人良心的效力，才能要求服从，如违反之则视同违反上帝命令；后者是直接义务，违反良心行事即为违反上帝的直接命令。鉴于二者的差异，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良心的外在义务，而将后者称为良心的内在义务。这两个不同的义务，始终是套在基督徒身上的两幅沉重的枷锁，也是后世神学、法学论述的重点。
二、清教神学家论良心的双重义务
（一）休·拉蒂默
英国国教早期著名的殉道者休·拉蒂默（Hugh Latimer， 1487– 1555)[23] 在谈到个人服从时认为，作为臣民，一个人应当服从世俗之王，并且，这也是上帝的要求：
万能的上帝曾就世俗权威方面揭示了祂的神意，如何尊重并服从他们……在圣经的许多篇章中他曾经展示了祂的意志，但是，尤其是通过圣彼得“服从世人当局制定的普通法”，就像他曾言，（服从）世俗之王及其最令人尊敬的谘议会和议会制定的（普通法）。上帝说道，服从他们、顺从他们。[24]
然而，服从世俗君主并非无限制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世俗之王、世俗法律严重违背上帝旨意，违背良心：
但是这里仅有一个例外是违背了上帝，质言之，当制定的法律违背了上帝、违背上帝之言时，我应当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样，我就怀有一个好的良心拒绝服从。尽管如此，我不能起而反抗世俗权威，也不得制造任何骚乱。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犯有致死罪孽：我必须甘心遭受上帝施予我的一切。但是，我不能顺从他们的恶法行事。仅仅在这一情况下，人才可以拒绝服从，在其他任何事项上我们应当顺从。关于外部事情，无论他们制定了何种法律，我们都应当服从，决不能反抗，尽管他们从未如此残酷、如此令人不悦、如此有害；我们的义务是顺从，并且，将所有事项托付于上帝，毫无怀疑；当他们违背其职责和召唤而行事时，我们相信上帝会惩罚他们。[25]
（二）加尔文：一般命令
《基督教要义》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基础，在“论世俗政府”时他说道：“我们已经确证，人类受制于两个政府，对于第一个政府……她统辖着人的灵魂或内心，关注永世的生活。”[26]这个统辖永世生活的权威和政府，就是良心、上帝：
上帝之法，即我们所称谓的道德律法，恰恰是见证自然的律法，以及上帝镌刻在人灵魂之中的良心。[27]
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十章中，加尔文谈到了人法与上帝法对良心约束力的区别：
现在我们谈论人法。如果它们是为了施加宗教上的义务，就好像服从它们本身就是必要的，我们说施加良心上的这一限制是不合法的。我们的良心和人无关，而是仅仅和上帝有关。因此，就有世俗之域和良心之域的区分。……上帝十分满意，存在着良心自由的见证，将良心从人的专制中解救出来。[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