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化
根据刑法是否明文规定，可将正当化事由分为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和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而以理论依据为标准，又可对正当化事由作出形形色色的分类。日本学者大多根据本国刑法有关违法阻却事由的规定，将其分为一般的正当行为和紧急行为，前者有：（1）法令行为和正当业务行为，包括职权（职务）和权利（义务）行使行为、基于政策理由在法令上解除违法性的行为、法令上注意合法性的规定等；（2）社会的相当行为，包括劳动争议行为、被害者的承诺、安乐死和尊严死；后者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难、自救行为三种类型[13]。德国学者绍尔把违法性阻却事由分为三种：第一是针对危险通过防卫进行自我保护和在危难中的救助；第二是形式的权利、权限的行使；第三是面向公共福利的生活利益的促进。在其中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14]。笔者认为，上述形式分类法和实质分类法都有可借鉴之处：前者标准明确，分类直观；后者不拘泥于条文，归纳了子项的共同点。相比之下，第一种方法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顺应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对正当化事由作第一层次的分类。在进行第二层次的分类时，除了条文本身的内容外，行为的共性是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先将正当行为分为法定的正当行为和超法规的正当行为，前者又分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后者包括自救行为、劳动争议、被害人承诺、正当业务行为等。
（二）维权运动的类型化
作为正当化事由的被害人维权运动没有涵盖以上所有种类。藤木英雄教授认为：“若从刑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观点来看，目的的确是为了保护正当权益的自卫手段，作为贯穿着要求补偿过去损失的手段而实施，被叫做自救行为。……一旦发生了旨在事前防止将来损失的紧迫行动的话，将其认定为刑法第36条的正当防卫是可能的。”[15]即维权运动的正当化事由仅有自救行为和正当防卫两种。的确，大多数的被害人维权行为表现为正当防卫或自救行为，但这是相对于环境犯罪主体而言。当单位实施了危害环境的行为，其内部员工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自身健康，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或提高收入标准时，或者单位内部知情者出于同情心、正义感、责任感而向被害人、媒体通报所在单位危害环境的情况，被单位恶意报复甚至开除时，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权而与单位交涉，若要求得不到满足，也会采取相应的斗争措施。于是，本是和单位站在同一战线的员工加入了被害者的阵营，与单位之间以劳动争议的方式开展维权。因此，作为正当化事由的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应当包括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和劳动争议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