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是刑法教科书常举的例子：甲欲杀害乙，向乙所在的人群中投掷炸弹，结果（或者可能）炸死炸伤许多人。抽象此类案件，可以说：“所谓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犯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的危险或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爆炸行为实际上炸死少数人，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罪，因为不特定的少数“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多数成员遭受危险和侵害。”[2]简单地讲，“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与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控制。”固但是，这样的概括对于另外一些（也许不太常见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来说，并非如此。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与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并非无法具体预料，而是基本确定，无论行为人实际上是否加以控制，最终的危害结果都是相对确定的，而非难以控制。例如，偶有发生的在自家果园周围私设电网的案件，私设的电网一定不会同时电死、电伤众多的人，实际上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却威胁到不特定的人，而且，某一天果然电死、电伤了一两个人（偷苹果的小孩或者别的什么人），这种私拉电网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反之，在自家屋内设置电网等危险装置而致他人死亡的，就与公共安全无关。
下面，我们再假设一个与私设电网案类似的案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A与B有仇，为了报复B，在B每天必经之路上，埋设了一个土地雷。这条偏僻的道路上，行人稀少，A根据自己的多日观察，确信一定会炸死B，但是没有想到炸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C。
案例中，行为人将土地雷埋设在相对偏僻的公路上，这条道路上行人稀少，爆炸一般不会（实际上也没有）炸死、炸伤许多人，并没有“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埋设地雷于公共区域、地域，行为指向公众当中某一人或者某几个人，具有不特定性，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以，A用爆炸的方法故意杀害B的行为，不仅仅属于一种故意杀人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还属于对公共安全有危险的爆炸行为，构成爆炸罪，属于想象竞合，司法实践中以爆炸罪论处。[4]让我们假设：A将B诱骗至荒郊野外，将B推入枯井，然后向井内投入手榴弹，B被炸死。那么，A的行为只是侵害了B的生命，行为的客观属性指向B的生命，而没有侵害也不可能威胁到公共安全，所以只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能构成爆炸罪。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说，所谓“不特定的人”，是指行为威胁到公众中不确定的一个或者几个人，因而具有社会危险性。至于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危害结果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均不影响公共安全的认定。
“不特定”是独立于行为人主观意识与意志的客观判断，这一点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性意见。这一规则告诉我们，“不特定”需要自然地或者物理地观察与分析，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尽管实行行为客观上只能（或者实际上只是）威胁（或者损害）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但是，只要我们将实行行为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和评价，实行行为指向来自于公众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行为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行为具有针对公众的社会危险性，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反之，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评价，侵害的行为对象具有确定性，而没有表现出与“公众”概念的密切联系，只是抽象地评价为前面提到的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益”，那么，行为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只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或者侵犯财产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