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公益诉讼的这一定位，即可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根据权力配置原则，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解决的应是行政失灵的问题，这要求环保局提起诉讼应限于穷尽行政权的场合；其二，如果传统诉讼模式能够解决问题，公益诉讼就应当加以限制。
所以，环保局能否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关键在于行政权能否有效实现对公益的保护。
根据《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规定，环境公益的直接维护者是环保部门。环境公益损害没有通过行政权力得以纠正，要么是环保部门怠于行使权力，要么是囿于行政权的边界使环境监管出现真空。反对方仅看到环保局怠于履行责任，却忽视了其执法权并非万能。
遍观环境立法，环保局履行职责的前提均在于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无论是环评、“三同时”、总量控制、排污许可以及其他具体的管制措施，无一不是以违法作为处罚条件。关键是，在很多场合下，即使穷尽行政权仍无法使公益得到维护。
一般而言，环保局在公益维护上有以下四种情形：一是积极运用行政权对发现的（包括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检举和控告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管，使公益得到充分维护；二是环保局怠于履行职责，使公益未得到维护；三是环保局积极履行职责仍未能使损害得到充分救济；四是污染者达标排放但仍造成损害，此时环保机关无处罚权。
第一种情形下并无公益诉讼存在的必要；第二种情形下，如果允许其提起诉讼，不仅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更是对权力配置根基的动摇，此时不仅不应允许其作为原告，反倒是可以针对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其履行监管职责；第三和第四种情况下，环保局的执法权便存在真空，在无其他主体起诉的情况下，环境公益便很难得到维护。
由此，环保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件可以明确为：（1）行为人违法造成污染或者生态破坏，造成环境损害（是否有人身、财产损害在非所问）；或者虽未违反规定，但其行为导致生态环境严重受损；（2）穷尽行政救济仍无法使环境损害得以弥补；（3）在存在特定受害人时，受害人的私益诉讼未能在客观上达到公益维护的目的；（4）没有其他主体先行提起公益诉讼。只有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环保局才应提起公益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