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给予律师费豁免权是公众实现正义愿望的必要保障。如果律师费没有豁免权，自然会导致有能力、有资历的律师不愿进入刑事辩护律师队伍，因此不论是被告人还是普通民众对留在刑事辩护人队伍中律师的能力产生质疑。因为缺乏有能力律师的参与会导致错案率增加，这就会动摇民众对司法机关公平、公正处理案件的信任程度，并从整体上压抑民众实现正义的愿望。
第三，辩护权保障与打击犯罪在终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Caplin & Drysdale案的多数法官认为：刑事没收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削弱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者的犯罪经济能力，包括削弱其聘请法律专家的能力。这一观点显然认为打击犯罪与律师费豁免权在目的上是冲突的。本文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打击犯罪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并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实际上，律师费豁免权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民众的安全感。因为，社会民众的安全感一方面来自于对外部侵害的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来自对司法机关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期待。而后一方面又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民众期待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打击、惩治，二是司法机关不会惩治无辜的民众。司法机关因为办错案而惩治无辜民众，无疑会极大程度上动摇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因为民众有理由担心自己是否也会被“法办”了，这反而与打击犯罪期待实现的增强民众的安全感目的背道而驰了。而如果给予律师费豁免权，则不仅给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保护、自我武装的能力，同时由于律师的参与可以减少错案的发生，从而增强民众对执法、司法机关的信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如果确实因为有能力律师的正常介入而导致罪犯逍遥法外，那也只能归咎于控方与法院。
第四，辩护权的充分保障有利于特殊预防的实现。如果被告人因为其财产被没收而不能聘请满意的律师，其很可能对判决结果不满、失望甚至产生对抗心理。被告人对判决结果不满甚至对抗，显然不利于其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给予律师费以豁免权让被告人穷尽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为其辩护，其抱怨判决结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我们也更有信心期待其接受改造回归社会，从而实现特殊预防。
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plin & Drysdale一案中认为没收的财产都不具备合法来源，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没收的财产中，除了赃款外，还包括犯罪工具，而犯罪工具一般情况下属于物主的合法财产。因而以物主享有所有权的犯罪工具支付律师费，并没有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
在我国，目前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案件仅限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盲聋哑人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等特殊情形，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也较为有限，给予律师费豁免权显然更为急迫。
当然，为防止被告人以律师费豁免权为由逃避对犯罪工具没收的制裁、或者以律师费名义将应当没收的犯罪工具用来行贿司法人员等非法活动，律师费豁免权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以犯罪工具支付律师费的，可以各地制定的有关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为参考，在程序上可以设置听证程序予以规范。
四、余论
在我国，犯罪工具的没收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对于被告人来说，与自由之争一样，财产之争也具有重要意义。被告人权利意识的加强和司法机关对犯罪工具没收力度的增大之间的矛盾呼唤着犯罪工具没收的规范化。因此，对犯罪工具没收理论研究的重视将成为必然，完善的没收规则也必将应运而生。除本文讨论的问题外，没收制度的性质及与财产刑的关系、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没收的程序及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没收物的替代等诸多问题都有待理论界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简介】
王飞跃，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RICO涉及贿赂、诈骗等众多罪名，统称为racketeering activity。See Michael W．Holt and Kevin M．Davis，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46 Am，Crim．L．Rev．975（2009）．
在美国，民事没收和刑事没收有诸多区别。See Norman Abrams & Sara Sun Beale，Federal Criminal Law and Its Enforcement（ST．Paul：West Group，3rd ed．2000），p．788．
同上注，p．786。
See David Heilbroner，The Law Goes on a Treasure Hunt，N．Y．Times，Dec．11，1994，§6（Magazinc），at 70．
See Mary M．Cheh，Can Something This Easy，Quick，and Profitable Also Be Fair？Runaway Civil Forfeiture Stumbles on the Constitution，39 N．Y．L．Sch．L．Rev．1（1994）．
See United States v．Austin，509 U．S．602—610（1993）．
对犯罪工具的没收，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特别没收。参见刘德法：“论
刑法中的没收犯罪物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页49。
参见吴燕、赵祥东：“‘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认定与没收”，《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58。
目前，我国对犯罪工具的外延存在分歧。参见吴涛、金亮新：“论犯罪工具”，《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5期，页22。本文认为犯罪工具的外延为物，既包括有体物，也保护无体物，还包括知识产权；既包括有生命的物也包括无生命的物。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版，页165。
参见谢财能：“台湾地区没收犯罪工具界说”，《台湾法研究》2007年第2期，页65。
陈兴良：《
刑法适用总论（上）》，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403。
See 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Kirkland：Thomson Reuters，9th ed．2009），pp．431、870．
参见Austin案，见前注⑹，p．610。
参见张阳、郭小峰：“论‘犯罪工具’的内涵及其处理模式”，《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8年第5期，页62。
Norman Abrams & Sara Sun Beale，见前注⑵，p．787。“促进”一词尽管早已由法律中加以规定，但作为一种理论却是在后来的判例中逐渐成熟的。
See United States v．Smith，966 F．2d 1045，1053—54（6th Cir，1992）．
See United States v．Rivera，884 F．2d 544（11th Cir．1989）．
Cordon，见前注⑵，p．752。
See United States v．3639—2nd St．，N．E．，869 F．2d 1093，1096（8th Cir．1989）；See also United States v．Schifferli，895 F．2d 987，990（4th Cir．1990）．
对促进理论进行极端运用的一个典型是One Lot Jewelry一案，此案中法院认为珠宝所有人的珠宝提高了其在毒品交易圈内的地位从而促进了其毒品交易，因而其所有的珠宝亦属于犯罪工具而应予以没收。Gordon，见前注⑵，p．749。
讨论美国联邦中没收的财产当然既包括违法所得也包括犯罪工具，但由于违法所得来源于犯罪而较易判断，并且违法所得也无所谓“促进”犯罪的问题，关于“足够联系”的讨论实际上专门围绕犯罪工具进行。
这一方法所包括的内容在Chandler一案中被归纳为五个要素。See United States v．Chandler，36 F．3d 358—369（4th Cir，1994）．
See United States v．Milbrand，58 F．3d 841—848（2d Cir．199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9。
我国台湾地区有观点认为，过失犯罪也存在犯罪工具。谢财能，见前注⑾，页65。笔者反对这一观点。
当然，该报酬如果已经支付给职业杀手，则属于职业杀手的非法所得，也应当没收。但虽已由双方约定而尚未支付的，则属于买凶者的犯罪工具。
当然，用以逃离现场或者毁灭罪证的物可能是实行行为完成后才产生使用意图的，但这一意图和支配行为人整个行为过程的犯罪决意是一体的。
吴燕、赵祥东，见前注⑻，页58。
See Charmin Boaz Shiely，United States v．Bajakajian：Will a New Standard for Applying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to Criminal Forfeitures Affect Civil Forfeiture Analysis，77 N．C．L．Rev．1595，1633（1999）．
See E．Thomas & Richard S．Frase，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s in American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0．
Bajakajian一案的基本案情是：申请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等候去意大利的飞机，海关缉私人员检查后发现申请人及家人共携带二百多万美元现金。申请人因为违反了携带1万元以上现金必须申报的规定而受到起诉，其携带的现金被扣押并面临没收。See United States v．Bajakajian，524 U．S．321，334（1998）．
Shiely，见前注，p．1595。
Austin案，见前注⑹，p．608。
See One Lot Emerald Cut Stones v．United States，409 U．S．235—36（1972）．
See United States v．38 Whalers Cove Drive，954 F．2d 29—39（2d Cir．1992）．
Austin案，见前注⑹，p．609。
Bajakajian案，见前注，pp．321—338。
Shiely，见前注，p．1633。
See Jacob J．Finkelstein，The Coting Ox：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Deodands，Forfeitures，Wrongful Death，and the Western Nation of Sovereignty，46 Temp．L．Q．169，182—83（1973）．
对于禁止残忍与异常刑罚条款是否包含比例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存在分歧。See A．Van Cleave，“Death is Different，”Is Money Different？Criminal Punishments，Forfeitures，and Punitive Dumages—Shifting Constitutional Paradigms for Assessing Proportionality，12 S．Cal．Interdis．L．J．217（2003）。
对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也翻译为罪刑均衡原则。
Bajakajian，见前注，pp．321—334。
Shiely，见前注，p．1620。
See United States v．429 S．Main Street，52 F．3d 1416（6th Cir，1995）．
See Clinton Hughes，Note，Justice Through Synthesis：The Second Circuit Creates a Nonperpetrator Test for Civil Forfeiture Actions，4 J．L．& Pol''y 759（1996）．
Chandler案，见前注，p．358。
同上注，p．368．
See United States v．Shelty''s Riverside Heights Lot X，851 F．Supp．633（M．D．Pa．1994）；See also United States v．835 Seventh Street，820 F．Supp．696（N．D．N．Y．1992）．
See United States v．6625 Zumirez Drive，845 F．Supp．732（C．D．Cal．1994）．
Milbrand案，见前注，pp．841—848。
See United States v．6380 Little Canyon Road，59 F．3d 985—86（9th Cir．1995）．
同上注，p．985。
See Ricardo J．Bascuas，Of Defense Lawyers and Pornographers：Pretrial Asset Seizures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62 U．Miami L．Rev．1159（2008）．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没收”是指没收的整个程序，包括正式没收之前的扣押等环节。
See United States v．Jones，160 F．3d 641，647（10th Cir．1998）．
Bascuas，见前注，p．1162。
本案中，Caplin & Drysdale律师事务所在明知政府将没收被告人Christopher Reckmeyer财产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指控的贩卖毒品罪辩护。被告人付给该律所25000元现金并同意起诉后另支付170000元。后被告人在辩诉交易中承认有罪并同意政府没收其全部财产。于是该律所以第三人名义请求法院准许其获得应得的律师费。See Caplin & Drysdale，Chartered v．United States，491 U．S．617（1989）．
同上注，pp．617—635。
See Bruce J．Winiek，Forfeiture of Attorney''s Fees Under RICO and CEE and the Right to Counsel of Choice：The Co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How to Avoid It，43 U．Miami L．Rev．765—812（1989）．
Caplin & Drysdale案，见前注，pp．617—635。
See Pamela S．Karlan，Discrete and Relational Criminal Representation：The Changing Vision of the Right to Counsel，105 Harv．L．Rev．670（1992）．
Capnn & Drysdale案，见前注，pp．617—635。
See Evans v．Jeff D．，475 U．S．pp．717、727—728（1986）．
Caplin & Drysdale案，见前注，pp．617—635。
同上注，pp．617—635。
See James A．Tomkovicz，An Adversary System Defense of the Right to Counsel Against Informants：Truth，Fair Play and the Massiah Doctrine，22 U．C．Davis L．Rev．1，65（1988）．
See Roberta K．Flowers，A Code of Their Own：Updating the Ethics Codes to Include the Non—Adversarial Roles of Federal Prosecutors，37 B．C．L．Rev．923（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