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策说

　　政策说，又被称为刑罚功能说{9}，认为不能仅把确定刑法因果关系看作是事实问题，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法律上所作的一种选择，目的就是为合理地、公正地追究刑事责任奠定客观基础，以充分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保障功能。因此，选择哪些行为作为刑法中的原因，就必须考虑诸如刑法的功能、立法的目的、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性质、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等政策性的因素。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挑选出合适的法律原因。例如，对于警察在与罪犯对射中，将罪犯所劫持的人质打死的案件，从报应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来考虑，应该认为罪犯的犯罪行为是人质死亡的原因。

　　政策说也受到了学者的批判，其理由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之在实践中难以被掌握。另一方面，该说很难将刑法因果关系与责任问题相区分。责任问题并非因果关系一个因素所能解决，还须考虑主观方面，如果在确定因果关系时就将之与责任的承担相联系，势必要同时分析主观罪过，这样一来，因果关系也就等同于整个刑事责任问题了。

　　二、条件说的提倡

　　（一）采纳条件说的规范根据

　　与其他法律一样，刑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但是，刑法调整人们行为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即以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并对犯罪处以何种刑罚的方式来教导人们趋利避害，从而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刑法并非可以不通过调整、支配人的行为选择，就能直接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

　　那么，刑法是如何通过调整人的行为选择，来实现保护法益之目的呢？通过规定各种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间接地赋予人们以不作为义务或作为义务，从而要求人们履行其刑事法律义务的方式，来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例如，我国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该法条就是通过规定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构成要件的方式，间接赋予有关责任人员，以积极采取措施或及时报告的刑法作为义务，并以刑罚相威胁，要求其积极履行该义务，从而实现保护教育设施安全的目的。不过，刑法要求人们履行义务，趋利避害，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客观事物还有让人趋利避害的支配可能性。换句话说，行为人选择履行刑法赋予的义务与选择不履行该义务，这两种行为选择对保护法益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即不同的行为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此时，刑法通过惩罚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才会对保护法益有意义。反之，“如果事情的本身的发展是，不管人怎么做，结果都一样，那么就是宿命，从而禁止或处罚其行为的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6}所以，从刑法规范的目的来考虑，刑法所关心的问题是：行为人如果选择履行（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法益能否得到保护？在犯罪结果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刑法所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行为人选择履行（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该危害结果是否就不会发生？如果答案是：如行为人选择了履行义务，结果就不会发生，那么，刑法就会把该结果的发生，归咎于行为人的未履行义务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从而认为，现实发生的未履行义务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反之，如果答案是：行为人既使选择了履行义务，该危害结果照样还会发生，那么，刑法就不会把该结果的发生，归咎于行为人未履行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从而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此时如果让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反而表现出了刑罚的不理性。由此可见，从刑法规范的目的出发，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只能是条件说，即：在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如果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就认为，行为与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从基于刑法规范的立场思考所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