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的含义
按照笔者的上述观点，顺理成章的是：《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是指：本法对“是否”处罚的“定型性”另有规定，而非仅仅包括本法对“需要”处罚的特殊行为有规定之“另有规定”。那么，刑法分则对某些作为特别类型来看待的行为，只要是在“定型性”上“另有规定”，那么，在决定是否按照该特殊类型来加以处罚时，需要考虑本法是否“另有规定”，在行为在类型化上属于该特别规定，但尚未达到追究标准（定罪门槛）时，不对该行为进行追究，也需要考虑该“另有规定”。所以，《刑法》第266条的另有规定，当然一方面是指需要定罪的“另有规定”，即当特别法条规定了定罪处罚条文时，必须适用特别法条，禁止适用普通法条。另一方面，也包括不需要定罪时要类型化地加以考虑的“另有规定”。[36]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在刑法依照特别法条也可以定罪的场合，是关于法条竞合的规定；在依照特别法条不能定罪的场合，是关于构成要件观念的强调。在行为尚未达到特别法条的定罪标准时，仍然需要考虑特别法条属于“非罪”类型，不能按照普通法条定罪。这既是对构成要件观念的坚持，也是全面考虑、尊重《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
（三）行为并未达到特别法条的定罪标准时，不以普通法条定罪是否与《刑法》第149条第1、2款的规定矛盾
依照《刑法》第149条第1款的规定，生产、销售各种特殊的伪劣产品，不构成《刑法》第141条至第148条所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这是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的，可以按照普通法条论处。但是，这和我前面的观点并不冲突，也就不能适用“本法另有规定”依照特别法条处理的规定。《刑法》第149条第1款关于行为在不构成《刑法》第141条至第148条之罪时，依照《刑法》第140条定罪的规定，主要是关于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类型化）观念的重要性的强调—对于行为是否符合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必须优先加以判断。这和我前面对“本法另有规定”的理解是相一致的。这里的不构成各该条，是因为行为类型不符合，而不仅仅是数额的问题。在生产、销售特殊的伪劣产品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行为定型上不同时，对于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但符合普通法条的情形，不适用特别法条而适用普通法条，即便《刑法》第149条第1款不作规定，亦应如此处理。所以，特别法条对普通法条的适用没有制约。这与前述的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这种数额犯在行为定型上基本相同，特别法条不处罚时，不能适用普通法条的关系有重大区别。
这进一步说明，某种行为被普通法条所规定，但其手段、行为方式本身就和刑法分则特别法条的行为类型设定不相同，在行为不符合特别特别法条时，当然就不能以行为属于特别法条为由排斥普通法条的适用。例如，甲并非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其通过制造车祸的方式欺骗保险公司，骗取财物4000元的，其犯罪手段并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行为定型，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当然可以按照诈骗罪定罪。这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骗取财物4000元，不构成保险诈骗罪，也不能按照诈骗罪定罪的情形有本质差别。
四、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关系
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厘清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对于案件处理有实质影响。
在笔者看来，前述张明楷教授对于按照特别法条不构成犯罪的情形，可以按照普通法条定罪处罚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混淆了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的界限有关。因为在想象竞合犯的情形下，从一重罪处断，其结局是重法优先。如果对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不作细致区分，或者不当地把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借用到法条竞合中，就会得出重法优于轻法，或者在特别法不能适用时以普通法论处的结论。所以，对我的前述结论的论证，必然绕不开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的界限问题。
张明楷认为：法条竞合犯与想象竞合犯之间也有交叉的场合，当一个行为具有多重属性而触犯同一法律的数个法律条文，数个法律条文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关系时，就可以说既是法条竞合，也是想象竞合犯。“既然如此，二者当然可能出现交叉现象。”[37]根据这一主张，对于按照特别法条不构成犯罪的情形，按照普通法条定罪处罚，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法条竞合也具有想象竞合的性质，某一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的，当然也可以按照普通法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