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确适用死缓罪犯限制减刑。死缓罪犯限制减刑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罚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适用死刑，在立法技术上很好地反映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相济”的精神，正确适用这一规定是刑事司法重要、紧迫的任务。当前，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限制减刑的做法绝对化，而是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要看犯罪情节，二要看社会效果。如可以考虑：对人身危险性大的特殊累犯、同种累犯，特别是实施暴力性犯罪的累犯；对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被害人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论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执行死刑政策或具有法定从轻情节而判处死缓的罪犯；对论罪可以判处死缓，但因社会影响极大，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限制减刑社会效果较好的罪犯，是不是应当考虑限制减刑。对《修八》施行前，本应判处死缓的罪犯，不能不适当地限制减刑，否则会违背《修八》限制减刑的立法本意，导致死刑立即执行没有减少，死缓实际执行刑期增加的后果。
3.落实未成年犯和老年犯从宽规定。落实这方面的规定，有助于以此作为新的突破口，继续抑制重刑主义的传统惯性，彰显人权保障、刑罚人道的理性精神。对未成年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执行，应当探索有效的封存、限制公开等措施，确保不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流于形式。老年犯从宽是在立法上第一次作出规定，刑事司法要大胆探索，积累经验，正确把握从轻、缓刑、死刑适用等环节。鉴于刑法对未成年犯和老年犯的规定较为分散，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系统掌握、理解，并有针对性地单列该项司法情况，对执法尺度、司法效果等事项进行专门监测。当前，应以实施《修八》为契机，在对未成年犯和老年犯依法适用“两减少、两扩大”上多下功夫，即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
（三）刑事司法应坚持程序与实体相配合
刑法作为实体法，其执行离不开程序法的保障，刑法关于刑罚和刑罚具体运用的规定包含了很多程序制度，如缓刑。从具体制度配合的角度而言，程序建设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其一，细化缓刑和禁止令制度的条件、程序规定。区分不同犯罪主体，对未成年犯罪和老年人犯罪、职务犯罪、普通犯罪的缓刑，考虑不同情况和社会影响，有所区别。探索缓刑社会考察制度。其二，修改减刑标准和程序的规定，符合《修八》的规定。其三，完善假释条件和程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其四，继续试点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回应《修八》的相关规定。其五，深入推进量刑纳入庭审程序改革和量刑规范化改革，统一刑罚裁量，追求实体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