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司法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刑法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规范体系。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也是刑事司法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符合犯罪治理的实际情况。刑法的客观性要求刑事司法首要的是始终以形式化、规范化的刑法条文为依据，不能法外求法、法外造法、法外类推、法外随意解释；其次，对于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绝对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必须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再者，对于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应当以客观行为表现来分析判断；最后，客观行为相同、罪过性质相同的犯罪，除刑法有特别规定外，应当同样对待，确保刑罚公平。
同时，客观要辅之以主观，依据犯罪行为的实际表现和刑法规定，司法在刑法条文含义不明时，应当能动地进行合目的性解释；犯罪主观方面不明时，如对于有些犯罪的目的和以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的认定，就需要司法根据犯罪行为等具体情节进行判定；犯罪动机、人身危险、主观恶性、罪后态度等主观方面的情况对调节刑罚幅度和方式，实现罚当其罪和个案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刑事司法应坚持宽与严并用
作为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的认识和运用已不是问题，目前的任务是结合《修八》宽严相济政策立法化的规定和精神，有重点地抓好深入贯彻工作。
1.进一步落实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修八》之前，我国刑法不断增加死刑罪名设置，累计达到68个，废除或限制死刑的舆论高涨。国家虽然制定了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但一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对死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司法层面实现的。《修八》一次性废除13个死刑罪名，固然有这些罪名适用极少等原因，但毕竟是从立法上第一次减少死刑罪名，其宣示限制死刑适用的导向不言而喻。立法对司法的传导，要求刑事司法进一步从落实政策和执法两个层面，限制死刑适用。对于保留死刑的罪名，在斟酌是否判处死刑时，应当考虑《修八》所蕴含的政策精神和导向。笔者以为，确立死刑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关键。我国已于1998年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要求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通过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将最严重罪行界定为“限于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行为”，值得我们借鉴。“其他极端严重罪行”应当指犯罪性质和后果均极为严重的情形，“严”的对象是少数，适用死刑的应是少数里的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