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亲属血缘关系可能带来的权力腐败，明朝在亲族回避制度上有针对性地做了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禁止在京高级官员的亲属任风宪官。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明确规定：“凡父兄伯叔任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者，对品改调。”{5}这是因为科道官有纠劾朝廷百官之职，但如果父兄伯叔任某一部门的长官，而弟男子侄担任享有纠劾之权的科道官，若前者有行使权力不当、为政不清廉之情形，后者实难对其秉公纠劾，则科道官之职责难以实现，朝廷设科道官纠劾督促百官的目的当然也就落空。有明一代，“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6}的规定一直被严格地遵守执行。其二，禁止有血缘关系的官员之间构成管理上的上下级关系。这是因为血缘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有血缘关系的官员在同一部门任上下级，极有可能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故明于洪武元年（1368年）即规定：“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即将官职低的人调到别的部门任职。万历五年（1577年）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卑回避，以官职论。”{7}更加明确了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的“从卑回避”之“卑”指的是官职之卑。这一回避原则在明朝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明朝官员任职的籍贯回避制度亦自建国之初即已确立，并不断完善。洪武元年颁布的《大明令》中即有“流官注拟，并须回避本贯”的规定，但当时的“回避本贯”指的是南北对调，即“南人北官，北人南官”，吏员亦适用籍贯回避之规定。至洪武四年（1371年），“南北更调，已定为常例”。但由于南北更调使得官吏的任职之地与其家乡相距甚远，给官员的生活和职官管理带来了诸多实际困难，所以到洪武后期，对官员任职的籍贯回避制度作了调整，规定除僧道、阴阳、医士可以在原籍任职外，其他官员一律“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8}，即官员任职仅回避其籍贯所在地之省，而不再南北更调。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再次重申“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除就原籍，余俱照例避贯铨选”{9}，即除了僧道、阴阳、医士之外，其余的官员在任职的时候，都必须回避原籍。僧道、阴阳、医士之所以不必回避原籍，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专业技术类的官员，其能够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有限，而运用这有限的资源为自身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故而对其任职不做籍贯回避的要求，这一规定较为明确地表达了统治者旨在通过籍贯回避制度，防范公权力滥用之立法意图。
此外，在官吏任职期间，朝廷会定期对其进行品德、操守和工作业绩方面的考核，以督促官吏清谨廉洁地行使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