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出版自由形成了公共精神。出版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建立正确判断的基础。合理的舆论引导是人们克服从众心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尊的关键。出版也是人们沟通信息和发起共同行动的媒介。“在贵族时代，每个人都与一定的同胞有紧密的联系，而他们一受到攻击，这些人就会来帮助他。在平等时代，每个个人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既没有可以求援的世代相传的朋友，又没有确实给他们以同情的阶级。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受到无缘无故的轻视。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他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21]
最后，宗教提供民主制度的理论支持，升华了民主的道德内涵。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掺有极其绝对的民主共和理论。[22]法律赋予人们自主决定的权力，宗教则限制人们想入非非，恣意妄为。政教分离使社会的权威分散化，维持社会的权力平衡，也避免了宗教和政治纠葛带来的社会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这些因素是相互促进的，结社将人们组织起来，人们的共同意愿形成公共舆论的基础，公共舆论又为出版自由提供了滋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政治世界则是创世主为人智开辟的活动园地。……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23]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促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生长，持续发展。
四、若干讨论
托克维尔所关注的美国与中国国情有很大不同，当今的时代也与19世纪的美国社会有很大差异。但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讨论还是给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对民主制度脆弱性和民主社会条件的关注。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封建制度解体，社会平等实现，如果不抱残守缺，民主政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基本制度安排，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对于政治统治而言，长久统治和有效统治可能是制度安排过程中的基本追求。民主政治通过一定轮换机制可以实现长久统治，而有效统治可能依赖于民主的社会条件。从本质上讲民主社会是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是单纯由政府控导的社会，因此培育公民自主治理的能力，培养共同的精神，建立协同机制来解决共同问题并共同分担责任，对民主社会的良序发展就至关重要。达致这些目标，不但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公民精神的培育。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价值观的民主没有制度安排的支持很容易流于空泛。在某些时候没有制度支持的价值观的民主很可能成为独裁或者压抑其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借口。毕竟诉诸于大众比诉诸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有更大的合法性。当人们慨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人们何尝不慨叹：“民主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作为制度的民主需要有一系列制度作为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民主带来的选择和参与可能会成为符号政治的表象。在不具有可替代性的几个选项之间人们是无法作出合理选择的。没有制约机制，在人们作出多元选择后，操纵者可能只认定其中一种选择。因此民主制度依赖于自由的优先性，依赖于在信息公开基础之上对于诸价值的认真考量。民主制度还依赖一定程度上的制约机制，没有安全阀，民主会倒向大众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安全阀是人权，也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民主是实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凌驾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民主需要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对于民意的进口和出口进行安排，这就是法治，也即不管我们如何支持大众民主，一种程序性的民主是民主的必然选项，我们只能在程序化的基础上注人大众参与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