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视野下之诚实信用原则（下）
——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研究
杨海;胡亚球
【摘要】被多数学者冠以“帝王条款”之名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多个具有不同性质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影响却缺乏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具有硬性的拘束力这一命题的前提下，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视角，从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两个方面揭示其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原则的裁判；裁判的原则；司法真诚
【全文】
三、裁判视野下诚实信用原则之实践论
与民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界定的方式大致一致，我国诉讼法学界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公正、诚实和善意。它包含行为与实质两方面含义。行为意义的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法官在进行诉讼行为与审判行为时主观上应该诚实、善意。实质意义的诚实信用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须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1]（P328－329）诉讼法学界给诚实信用原则所做的一般性描述，对我们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所附加给法官裁判行为上的义务的具体内容”这一问题颇具有启发性。这种启发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与实质意义的二分论述。因为在与裁判实践具有密切关联的论证（Argumentation）学科中，存在着与前述二分论述具有某种相似性的认知的主观与客观义务的二分法（注：这种二分法是由英美著名的社会认知论者Alvin I．Goldman教授所主张。Alvin I．Goldman，Argumentation and Social Epistemology，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1，No．1（Jan．，1994），pp．27－49．）。借助于两种二分法之间的相似性，无疑为我们讨论“诚实信用原则所附加给法官裁判行为上的义务的具体内容”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诉讼法学界给诚实信用原则所做的一般性描述，对我们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所附加给法官裁判行为上的义务的具体内容”这一问题也带来了一定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其对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采取了正面性的描述，忽视了这种界定方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操作上的困难性。因而在论述“诚实信用原则所附加给法官裁判行为上的义务的具体内容”这一问题时，我们将采纳美国学者RobertSummers教授的建议，[2]以反面的方式理解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上的含义。综上所述，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论：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裁判行为的要求；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裁判行为的要求。
（一）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裁判行为的要求
在法官的裁判活动中，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系指法官在实施裁判行为时主观上不应具有误导或者欺骗的恶意。这种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美国法学界通常被简称为“司法真诚”（Judicial Sincerity）或者司法忠诚（Judicial Candor）。从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来看，如果法官欲在法律裁判中满足这种要求，它首先必须承担提供法律裁决理由的义务。因为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针对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提出的要求。依据日常经验我们知道，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乃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外在行为对外展现，一般是无法为人所认知。当然，在裁判时仅仅让法官承担提供裁判理由的任务，还不足以明确体现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为我们还可以就此问题提出如下疑问：法官提供的裁决理由仅仅是要求其提出主观上相信为真的理由（注：将司法真诚描述为相信为真乃是Micah Schwartzman副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行为人A陈述了P命题，那么A主观上真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意图表达P命题；A相信P命题”。Micah Schwartzman，Judicial Sincerity，94 Va．L．Rev．987（2008），p．993．）还是法官经过一定内省（introspective），达到了Stuart Hampshire教授语境下心灵专一（singleness of mind）的状态所获得理由？如果法官主观上相信使其做出裁决的理由具有多个或者达到了Stuart Hampshire教授语境下心灵专一的状态所获得理由具有多个，其是否需要完全揭示这些理由才能满足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