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5]1在复杂、流变的文化研究中，我们还需要确立一个适宜的分析工具，以此来把握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本质。殷海光先生将文化的特征分为四种，即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他认为：“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就是规范特征。该种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展布出来。与文化的其他特征相比，规范特征常为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最核心的差别乃是规范特征的不同。”[6]59
受殷海光上述论证的启发，在犯罪文化学语境下，本文归纳与提炼出“文化的规范性”作为研讨犯罪治理模式的分析工具。在文化的符号性和系统性的共同催生下，文化的规范性成为了一种潜在的、深层的社会力量。文化规范性通过文化的符号性，以语言、文字等形式承载传播、提倡主文化的法律、道德、宗教情感等因素，进而在社会生活中表达意义；同时文化的系统性体现了主文化对亚文化的“宰制”①，以对违反、侵害文化系统性的行为与事件的惩罚和纠正为标志，推行、发扬某种有利于主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这样文化的规范性不仅能够规范、控制个人的具体行为，而且也能够影响、制约社会的整体运行和发展。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从文化的本体意义上看，文化规范性是文化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第二，文化的规范性广泛存在于各种主文化、亚文化及犯罪亚文化类型中，从根本上看，文化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了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规范。第三，文化的规范性发挥作用常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这种社会控制拥有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1]25-29
文化规范性可从不同层面获得展示。首先，从主观层面看，文化规范性可从价值观念的角度加以展示。其次，从客观层面看，将生活方式中的主观因素划入价值观念中，仅选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因素，这样文化规范性也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加以展示。再次，“文化是制度之母”[7]2，文化与制度存在密切联系，文化规范性还需获得制度层面的理解。最后，重视分析文本与话语是文化研究的特色之一，对犯罪学文本与话语的研究对文化规范性的理解也大有裨益。
在犯罪文化学场域下，运用文化规范性理论研讨犯罪问题能够发展出一种犯罪的文化规范性研究。这种犯罪的文化规范性研究重视分析主文化、犯罪亚文化与犯罪的关系，关注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主张主文化的规范性能够有效抵御和预防犯罪的发生，并认为犯罪亚文化的规范性能够刺激、诱发行为人实施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