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认为，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内涵出发，判断某种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入罪，要做如下具体考量：首先，现有的法律规制和制裁方式确不足以抑止这种行为、不足以保护合法权益。这是由现代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它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4]因此，针对某种违法行为，只有现有法律的制裁手段不足以抑止时，才有刑罚化的必要。否则，动辄使用刑法，则又落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刑法工具主义和刑法万能的传统陷阱。其次，刑法是否能够对此类违法行为起到足够的预防和抑止效果。“如果某些行为虽然有害，但如果动用刑法并不能有效抑止这种行为，而采取其他方法反而更有效，就不能将该种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5]因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6]
二、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理由
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5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11亿辆。随着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交通事故频发。按照国际统计惯例，酒后驾驶(包括醉酒驾驶)交通事故占25%。特别是南京醉驾连撞9人案、杭州胡斌飙车案、黑龙江鸡西连撞26人案、成都醉驾案的接踵发生，使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酒驾猛于虎”成为社会公众心中深深的痛，严刑峻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社会公众内心迸发出的阵阵呐喊，“酒后驾驶、醉酒驾驶入罪”也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于是，社会公众渴望、专家学者支持的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问题，在事故频发的社会现实面前似乎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