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发挥程序的正当性论证功能，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理解
司法决策以正当程序为其合法性基础，社会公众能否认同司法决策的结果与程序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现代诉讼中要求庭审为决定裁判结果的唯一过程，因为庭审能够囊括案件事实发现与法律适用所需要的所有技术要素。公开审判的本质是将在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参与下，对案件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展开的论证过程向社会公开。现代诉讼所要求的正当程序以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为核心要素，而在直接言辞审判制度设计的语境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参与呈现为各方诉讼主体对话沟通的状态。公开的庭审把这一沟通过程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将抽象的正义呈现为公众能感知的“看得见的正义”，同时也是司法另一个层面的沟通策略，即通过对司法过程的信息开放，使公众以感知司法过程为基础，进而理解法院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正当根据，最终对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产生认同。通过亲历或倾听论证过程，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裁判的证据与法律依据能够形成实质意义的“心证”，所有的参与者与旁听者都有资格成为司法决策是否正当的裁断者。
我国目前程序论证功能的发挥还有相当的局限性。第一，公开审判的社会沟通功能未充分发挥。尽管公开审判已在法典中成为审判原则，但法院往往仅在接受社会监督意义上认识公开审判的意义。公开审判的制度空间本应是司法与社会互动的场域，而法院一旦拘泥于被监督者的定位，也就自动放弃了个案中与社会主动沟通的机会。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为减轻舆论压力，采取限制庭审旁听、不允许或限制媒体采访等方法，刻意逃离公众视线。案件信息屏蔽的另一方面是法院在舆论空间失语，公众往往更容易受到误导，结果反倒会加剧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责难和质疑。法院应充分利用公开审判这一沟通渠道，建立司法与社会良性互动，主动争得社会理解与认同，防范舆情风险出现。愈是社会关注程度高的案件，“隔离路线”的负效应愈大，只有法院主动公开案件信息，才能消除公众误解，使公正决策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同。法院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案件信息公开的程度与范围，在更广泛的空间实现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21]第二，庭审运行未达到正当程序要求，正当性论证功能不足。我国刑事案件庭审中案卷中心主义盛行，对人证展开的言辞质证与辩论稀少，而通常以宣读笔录替代人证调查。这降低了庭审的事实发现能力和沟通论证功能。司法实践中同时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量刑问题在庭审中被“边缘化”、甚至忽略。低质量运行的庭审，不但难以使当事人感受到公正，即使展现在公众面前，也很难获得正当性认同。[22]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消除庭审运行方式的异化状态，以直接言辞和人证调查作为正当程序的依托，提升庭审的正当性论证功能；在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基础上，维护各方诉讼主体就量刑问题进行交涉的话语空间和举证手段，以此为司法决策提供事实基础和正当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