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水乳交融。道德对建设法治社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律主要是政府的事，道德主要是社会的事。国家机关不应过度涉足道德领域，而是通过严格守法、执法，树立诚信、公平、民主、正义的榜样，从而引领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
因为道德存在着地域性和模糊性，所以有时人们强调良知的作用。良知是人类对最基本善恶美丑的看法，是道德的底线。这就是说，法律是最大的道德，良知是道德的底线。法官在信奉法律至上的同时，唯一可以作为补充的只能有良知。法律要求理性，道德却未必产生高尚，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可能很虚伪。
推崇法律不意味着偏废道德。我们应坚持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通过提高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应以关心社会为前提，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充分发挥每个公民主人翁的作用。这才是现代道德发展的趋势。
二、守法与违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即将实施变法，但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南门立了一块三丈高的木头，告诉大家谁把此木移到北门，奖赏十金。百姓感到很惊奇，无人当真。商鞅把赏金提到五十金，有人将木头移到北门，果然得到赏金。
1994年在大学的法律课堂上，老师问：“如果法律错了，那么还要执行它吗？”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说：“即使法律错了，也要坚决执行。同时立即启动程序，修改法律。”回答得到了老师的赞许。
2002年足坛发生了黑哨事件，围绕着裁判龚建平是否犯有受贿罪形成了广泛的讨论。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讨论会上，一位法学博士认为足球裁判既非国家工作人员，又非公司、企业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在一片反对声中，他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商鞅移木建信的故事发生在变法前夕，他要大家相信他的变法。课堂上的学生就是我，那时的我把法律当作真理般敬畏。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出台，受贿罪的主体增加了“其他单位工作人员”，验证了当年刑法条文的模糊。所有三个故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法律的权威——也就是法律的公信力——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短暂地牺牲实体上的公平和正义。
国人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许多高学历的领导，虽然在公开场合高谈法律的重要，遇到问题时却对法律不屑一顾。像我这种坚持法律的人，反而成了异端。遇到严谨的领导，赞你“认真”；遇到圆滑的领导，贬你“不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