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否定论”所主张的“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和“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论证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的福与祸，从来都不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4}因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抱以过高期望，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基于对该行为的全面评价”{15}。其次，就后者而言，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16}。为此，科技的意义深化应该被带入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的揭示中，“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时地停一停脚步，确保所发展的技术的确安全，然后重新上路”{16}10。而这也正是科技伦理学、科技法学以及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等一批新学科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易言之，科技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依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科技的健康发展，法律的介入甚至是刑法的介入在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否定论”所主张的刑法宽容并不意味着刑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纵容。刑法宽容作为刑法谦抑品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素质，是指刑法应当对负面影响尚在人类社会控制和承受范围之内的一般反社会行为网开一面，不将之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刑法应当对那些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度的犯罪置若罔闻。现代基因科技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依靠一般法律手段甚至是伦理道德手段就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则由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范围且也超出了一般法律手段与伦理道德手段的调整领域而必须要由刑法来加以控制。笔者以为，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便在其中。人体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克隆人之社会地位的无法认定，使得这一行为具有不可抹杀的伦理非难性，假如刑法放任这一行为自流，则势必会严重冲击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现行伦理秩序，从而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刑法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为了防控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基因研究与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刑法应当设置某些“禁区”，而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7}。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允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是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18}良好的刑法防控制度，不仅是基因研究健康开展与基因技术理性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基因科技最终造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而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严重危及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就是刑法应当在基因研究方面设置的一个必要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