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的论述可见，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科学定位应该是公法人所有权。由此以观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的原因，并不在于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因为法人本来就是拟制的产物，不仅集体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公司法人也是如此，之所以在公司法人中我们不认为其主体的虚位，就在于公司中具有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组织规则以及激励、制衡和监督机制，能够切实地实现成员利益与团体利益的一致。而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尽管立法规定了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但由于缺乏这一套完整的组织规则和激励、制衡和监督机制，从而使集体土地所有表现出了“主体虚位”的表象，再加上对于集体的法人地位尤其使公法人地位的定位误差，导致了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混同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从而导致在这种主体虚位的情况下，为“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的个人所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上的条件。
总之，私法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的定位不准和公法上组织规则与激励、制衡和监督机制的缺乏是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根本原因。
二、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由其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所决定的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险主要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者仍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其“社会”性很小。另一方面,国家用于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资金有限，保障范围小，受益人数少，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存在制度上的缺失，使其几乎名存实亡。
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同时也造成了城乡保障格局的二元化，国家集中精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而对农村“只实行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土地始终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物起着保障作用，承担着（之所以是“承担”，而不是“具有”，意在说明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土地被动地承担着所谓“农村社会保障”的保障任务)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就业的直接保障功能和养老、医疗的间接保障功能。
根据王克强、刘红梅等对甘肃、湖北、江苏、上海等地所做的调查，土地对农民主要有生活保障功效、就业机会保障功效、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功效（直接经济收益效用）、子孙对土地的继承权功效、征地后可得补偿功效、避免重新获取时付出高昂成本功效等六大效用。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土地对农民的第一位效用是生活保障效用，第二位是直接经济收益效用，第三位是提供就业机会效用，第四位是征地后得到补偿效用，第五位是子女继承效用，第六位是避免重新获取时付出高昂成本的效用。[7]可见，生活保障功能是土地对农民最基本的效用。再从就业保障来看，土地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农民可以选择在当地城镇或外地城市找一份非农工作，但是户籍制度使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失业风险大，因此，土地承担“失业”的风险。土地的就业保障功能使农民更愿意去从事高风险、高收入的工作，这虽有利于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而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也多是农民自己“保险”。可以说，土地一直是农村的“安全网”、“减震器”，而土地制度的变迁则影响着保障的方式和保障水平的高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