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可以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但不构成诈骗罪。其理由是，传统诈骗犯罪的构成以当事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捏造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使相对人自愿交出财物，其犯罪构成与诉讼诈骗有很大的区别。
具体而言，诈骗犯罪强调的是诈骗人与收益人的同一性，而诉讼诈骗行为不是，诈骗实施行为人与收益人可能并非同一人，财产受到损失的人与实际处理财产的人也不是同一人。
诈骗罪强调的是当事人自愿交出财物，而诉讼诈骗则是当事人慑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司法机关的国家强制力，被迫而非自愿交出财物。持此论者还认为，诉讼诈骗行为主要侵害的是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而非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毕竟当事人提出伪造的证据，要经过法官审查，法官查明了事实，当事人诈骗的目的就不能得逞。如诉讼诈骗者在诉讼过程中，伪造诉讼证据，伪造公文证件印章，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可以分别以刑法规定的相应罪名处罚。
该观点误解了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将诈骗罪仅仅局限于两者之间的直接诈骗，而将间接诈骗排除在诈骗犯罪的手法之外，人为地缩小了诈骗犯罪的外延，忽视了诉讼诈骗行为是诈骗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如只对诉讼诈骗行为的手段方法进行定罪，则属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适用问题，但对当事人实施欺诈行为的根本动因和目的，却无法适用刑法进行制裁，有避重就轻、本末倒置的遗憾。
同时，仅以上述罪名定罪，刑法无疑失之于宽，不能做到罪行相应，罚当其罪。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以其直接侵害的法益来确定刑事犯罪的类属，是各国刑法的通例。因此，这种观点虽有部分可取之处，但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第三种观点认为，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理由是，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即在主观目的、行为手段、侵害客体方面均具有同质性。传统诈骗犯罪的结构，首先是有欺诈行为，其次是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再次是受害人处分财产，最后是转移财物，具有这种因果关系结构的，则成立诈骗罪既遂。从内在的犯罪构成分析，诉讼诈骗具有这种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