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问题的是，如何认定第76条第1款的“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尽管可以从民法表见代理的角度予以解释，[56]但鉴于有限合伙法默认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当然代表并明文阻却有限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因此与公司相比有限合伙企业中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然更为复杂，[57]容易引发理解的混乱。为避免争议，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数种有限合伙人存在被授权的表象的行为，如有限合伙人持有授权委托书、合伙企业以有限合伙人的姓名作为商号，以及有限合伙人明知被他人称为普通合伙人而不予以否认等。与此相关的是第2款“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中的“授权”如何理解。该款并未明确“授权”有限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的授权主体、授权范围、授权公示方式等，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继而最终影响有限合伙人责任的承担。未来亦应当通过最高院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3．风险投资契约的完善

　　

　　风险投资的融资契约中，应尽量实现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优化配置，力求降低代理成本。在保障风险投资家事务执行权和报酬取得权、发挥专业理财优势的同时，还要确保风险投资者广泛的知情权、重大事务投票权和监督权，以满足其参与管理和监督的需求。在组织法规则提供足够弹性与宽容度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根据个案需求，在合伙协议中约定赋予有限合伙人适当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力。通过咨询委员会或有限合伙人表决权的形式，有限合伙人可以参与如普通合伙人更换、普通合伙人薪酬调整等合伙内部治理事宜，以及重大投资事宜的决策。当然，精妙、复杂的合同设计是平衡合伙内部效率与公平的前提。然而，和台湾一样我国向来也缺乏使用复杂商事合同的传统。随着我国风险投资实践的发展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的成长，契约安排的周延性与效率也必将有所改善。

　　

　　五、结语

　　

　　管理权高度集中于普通合伙人是美国有限合伙内部的基本制度安排。近年随着有限合伙法的修订，“控制规则”逐步弱化，限制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积极性的组织法障碍得到些许拆解。但是，组织法并非影响有限合伙人行为的唯一因素。“控制规则”稀释后，投资者是否会抛却以往“被动投资者”的形象积极参与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内部治理有待进一步研究。与美国不同，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业属于典型的“积极投资者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台湾法律强制要求风投企业必须组建为公司，而且大量风险资本来源于实业公司而非机构投资者。在法律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下，目前台湾风险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仍以公司制为主，投资者通过控制董事会积极参与决策。为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我国于2006年首次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单重税负、智力与资本有机结合等优势使得有限合伙这一组织形式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借鉴美国早期立法，剥夺有限合伙人合伙事务的管理权，作为一种立法的基本价值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移植接受国，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研究有限合伙人的合伙事务执行权实属必要。我国风险资本来源、商业信誉环境、投资文化等与美国差别迥异，而与台湾地区风险资本市场特征存在类似之处。当前，有必要赋予有限合伙人适度的合伙事务执行权，使其可以对合伙重大事务施加影响，从而实现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与制衡。

　　

　　当然，有限合伙人参与管理作为解决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内部代理问题的手段之一，是一种较为温和及辅助性的治理安排，它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用灵丹。有限合伙人的管理权不应集中于合伙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而应限定在重大投资决策、合伙企业内部治理等层面，以防抑制普通合伙人的积极性。换言之，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管理必须适度，并非改变两类合伙人之间的基本权力配置模式，而只是对其进行微调，否则便失去了有限合伙企业的重要制度价值——促进人力与资本的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
甘培忠，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科珍，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See Larry E．Ribstein，The Rise of the Uncorpo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st ed．2010，P．129．
例如，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可组建咨询委员会（advisory board），有限合伙人可以通过咨询委员会对某些合伙事务提出建议。参见Lee Harris，A Critical Theory of Private Equity，35 Del．J．Corp．L．259（2010），P．270．
参见美国《修订统一有限合伙法》（以下简称“RULPA”）RULPA 1985 Section 303（a）．
1976 RULPA Section 303（b）．
2001 RULPA Section 303．
Joseph A．McCathery，Theo Raaijmakers and Erik P．M．Vermeulen，The Governance of Close Corporations and Partnership：US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st ed．2004，p．171．
2001 RUPLA，PREFATORY NOTE．
同注。
参见前注，Larry E．Ribstein书，第129－130页。
关于公开上市有限合伙介绍，参见邢会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上市的法律问题》，http：//wenku．baidu．com/view/8dba8fc48bd63186bcebbc84．html，2011年10月1日访问。
Ronald J．Gilson and Reinier Kraakman，Reinventing the Outside Director：An Agenda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43 Stan．L．Rev．863，1991；John C．Coffee，Jr．，Liquidity Versus Control：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s Corporate Monitor，91 Colum．L．Rev．1277，1991；Robert C．Illig，What Hedge Funds Can Teach Corporate America：A Roadmap For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Oversight，57 Am．U．L．Rev．p．225，（2007）．
参见前注，Joseph A．McCathery，Theo Raaijmakers and Erik P．M．Vermeulen书，第175页。
参见袁碧华：《论有限责任的扩张》，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关于控制规则稀释后有限合伙人承担责任的风险，仍存在一些争论。如Carter Bishop认为，即使根据RULPA 2001，仍然存在有限合伙人因为参与合伙事务而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根据禁止反言理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性。见Carter Bishop，The New Limited Partner Liability Shield：Has the Vanquished Control Rule Unwittingly Resurrected Lingering Limited Partner Estoppel Liability as Well as Full General Partner Liability？37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675－76（2004）。Daniel Kleinberger认为，Bishop所假设的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形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几率非常小。见Daniel Kleinberger，The Reporter’s Rejoinder，37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PP．967，968－969（2004）．
NVCA Yearbook 2011，at 11。
风险投资有限合伙是一类“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其组建之初衷即是规避大多数联邦法律的规制。例如，为避免《投资公司法》的约束，风险投资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人数不得超过100名“获许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s），或者仅限于满足一定条件的“合格购买者”（qualified clients）。为符合联邦证券法关于豁免注册的私募发行要求，大多数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在资金募集阶段避免采用公开劝诱和广告的方式，而仅接受来自“获许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s）的投资。另外，为避免联邦证券法公开信息披露义务，风险投资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不得超过500名。尽管人数标准在判定证券私募发行中的作用已经逐渐淡化，但通过人为之结构设计规避联邦法律的初衷决定了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很少会出现权益持有人极度分散的情况。
Paul Weiss，New Pension Law Relaxes ERISA’s 25%Test for Investment Funds，Makes Other Changes，http：//www．paulweiss．com/files/Publication/58d80b93－d8c6－4b74－a4ca－34a77a6f7a17/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f80359a7－7e70－4551－ade1－405ab02cf9c4/Segal%20Memo．pdf，visited Oct．2，2011．
例如，在以实业公司为投资主体的台湾风险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监督风险资金管理者（风险投资家）的积极性非常高，公司型投资者利用自己的行业经验与广泛人脉，积极参与风险投资企业的管理。关于台湾风险投资市场的分析，见Christopher Gulinello，Engineering a Ventur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Control on Private Ordering：Lessons From theTaiwan Experience，37 Geogr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PP．845－849，16－17（2005）．
Louis Lowenstein，Sense and Nonsense in Corporate Fi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3），PP．234－238．
Clifford E．Kirsch，Investment Adviser Regulation：A Step－by－Step Guide to Compliance and the Law ch．2A（2007）§9：5，at 9－21 to－22．
Mark J．Roe，A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Corporate Finance，91 Colum．L．Rev．10，11，31－53（1991），PP．31－53；Joseph A．Grundfest，Subordin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27 J．Fin．Econ．PP．89，89－90（1990）．
Albert O．Hirse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 an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st ed．，1970．，p．233．
由于合伙投资的项目公司大多为未上市公司，因此合伙权益估值困难，几乎不存在供合伙权益流通的二级市场。而且，由于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一般在成立后的三到五年内才能将募集资金全部投资完毕，合伙协议一般会约定，在上述期间内合伙权益不得转让。
William A．Sahlman，Th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venture－capital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P．493（1990）．
George W．Fenn et al．，The Economics of the Private Equity Market，Fed．Reserve Bd．Staff Study No．168（Nov．1995），P．41．
Paul Gompers＆Josh Lerner，The Venture Capital Cycle，MIT Press，PP．29、57（2000）．
Stephen M．Bainbridge，Director Primacy：The Means and En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97 Nw U．L．Rev．PP．547，552，559（2003）．
参见前注，Larry E．Ribstein书，第294页。
Larry认为，法律之所以没有强制性要求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建立与公司董事会类似的负有监督职责的机构，是因为其内部的其他治理安排（例如基于业绩的报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咨询委员会的监督功能。参见前注，Larry E．Ribstein书，第294页。
Robert B．Thompson and Paul H．Edelman，Corporate Voting，62 Vand L Rev 129，p．138（2009）．
Arthur R．Pinto and Gustavo Visentini：The Legal Basi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Kluwer International，p．259（1998）．
参见前注，Larry E．Ribstein书，第294页。
1985 RULPA，Comment to Section 302．
同注。
1985 RULPA，Section 405 and Comment．
参见前注，Larry E．Ribstein书，第294－295页。
关于台湾风险投资业整体情况的介绍，参见Christopher Gulinello，Venture Capital Funds，Organizational Law，and Passive Investors，70 Alb．L．Rev．303（2006）．
1983年台湾地区“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要求所有风险投资企业必须采用公司制。1986年“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修改后则允许当事人在合伙与公司之间做出选择。但由于台湾“民法”只允许自然人担任合伙人，而且直到1998年台湾合伙一直是双重征税，与公司相比并无税收优惠，因此事实上合伙并不适合风险投资业。1993年“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修改时删除了合伙的选择。2001年台湾“创业投资事业范围与辅导办法”替代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新法不再要求风险投资企业必须组建为公司。
William A．Klein＆John C．Coffee，Jr．，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Leg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109，Foundation Press，8th ed．2002，P．129．
例如，自1996年至2002年，实业公司在台湾风险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最高达84．07%，最低也不低于2000年的78．49%。参见Taiwan Venture Capital Ass＇n，2003 Yearbook 30 fig．C．8（2003）．
Taiwan Venture Capital Ass＇n，2003 Yearbook 30 fig．C．8（2003），at 27－30 figs．C．5，6，7，＆8．
参见冯中圣：《2011－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007年《合伙企业法》首次允许法人（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见《合伙企业法》第2条。
参见杨葵：《风险投资的筹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杨葵认为，我国风险资本的来源结构有如下特征：其一，传统上我国风险投资以政府主导型为主，财政拨款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目前财政拨款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占相当比例；其二，实业企业正在成为风险资本的另一重要来源；其三，受到《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限制，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存在体制性障碍。
参见前注，冯中圣书，第33页。
参见邓峰：《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参见刘俊海：《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势在必行》，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152091．htm，2011年10月1日访问。
1985 RULPA Section 303（c）．
1985 RULPA Section 305．
《合伙企业法》第70条、第71条。
学者袁碧华对此持不同观点，其认为《合伙企业法》“第68条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未规定如果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后果或责任”，建议“补充修改新法第68条。如前所述，第68条应该还有一半，即“如果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则应承担无限责任”。参见袁碧华：《新＜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克服》，载《国际经贸探索》2007年第6期。
Joseph，J．and Basile，Jr．，Limited Liability For Limited Partners：An Argumen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Control Rule，38Vand．L．Rev．p．1199（1985）．
1985 RULPA，Comment to Section 303．
《合伙企业法》第38条、第39条。
《合伙企业法》第40条。
参见姚学侠：《解读新＜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度》，载《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3月号。
在我国公司法语境下，虽然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当然代表，但法律并未排除其他人（如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据适当授权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力，而且在实践中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其他经授权人员对外代表公司的行为也非常普遍，因此本人的口头表示，授予的空白合同，合同章等在实践中均可以作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证据。而《合伙企业法》原则上排除了有限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的权利，此时代理人（有限合伙人）有被授权的表象的认定显然更为复杂，外部债权人对“原则上不具有执行合伙事务”权利的有限合伙人“具有授权表象”该如何判断的疑虑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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