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质询案审议过程中的权力。《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第29条第1款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监督法》第3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在此的决定权应解释为决定交谁“审议”或“答复”以及“审议”和“答复”的形式，而不应是实践中实行的决定“是否审议”、“是否答复”。
3、“组织”视察和调研权。《监督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也“可以”不组织，而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研意味着对哪些问题进行视察或者做专题调研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样一来，常委会的监督就可能被委员长会议牵着鼻子走。因此笔者建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是否需要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应由专门委员会提议或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有些则可以由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如听取和审议某些重大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应当”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
4、在执法检查中的权力。《监督法》第22条同样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负责“选择”若干重大问题（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但其第23条第1款又规定：“常务委员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这与该法第8条第2款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的规定类似，委员长会议的“通过权”使常委会的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也基本上由委员长会议拍板决定了。不仅如此，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还延伸到对执法检查结果审议的介入，如《监督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5、要求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之议案的决定提请权。《监督法》第3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鉴于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和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影响极其重大，笔者认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包括不提请）已经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6、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方面的权力。这首先表现在委员长会议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监督法》第40条规定了有权“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笔者认为在有关提案、提名权等方面，“委员长会议”不应与“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同等的地位，在人数上委员长会议（14人左右）只有“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30人左右）的一半，何况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其次，委员长会议享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提请”权。依据《监督法》第40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是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委员书面联名都可以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二者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对“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的提议，委员长会议有权“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这很显然是将委员长会议凌驾于“五分之一以上常委会委员联名提议”之上了。
再次，委员长会议享有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唯一提名权（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法》第41条规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对专门委员会成员拥有提名权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它不应垄断提名权，不能是唯一有提名权的机构，因此应规定主席团（开会期间）、委员长会议（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30名委员以上联名，都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享有提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