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学者对我国人大办事机构的研究，其具体任务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会议服务，如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二是日常工作服务，如联系代表，组织代表视察，接待、答复代表，处理代表的议案、建议、意见，联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外事活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等。三是研究、咨询服务，包括调查研究、理论研究、咨询服务。四是后勤保障，包括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吃住行，平时所有工作人员的办公设施，机关事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各项服务工作等。[9]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日常工作与办事机构的这些服务性工作应有相似之处，区别主要在于“重要性”的程度。由于委员长会议只处理“重要”的日常工作，因此其工作量相对较小，如“后勤保障”就明显不属于委员长会议处理权的范畴，“研究、咨询服务”一般也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至少不是或不应是自己直接研究、咨询，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研究、咨询进行领导，也可以对专门委员会的研究、咨询进行指导和协调。[10]即使是对“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到“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工作，也应是办事机构的职能。因此，有关会议议程的“准备工作”，委员长会议只负责其中“重要”的部分，如“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虽然该议程草案可能也是办事机构起草的，但委员长会议要审查把关，议程草案的决定权归委员长会议）。
因此，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一样具有双重性质，但其双重性是不同的。一方面对常委会来说，委员长会议具有服务性，但其服务性仅限于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对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来说，它具有领导作用，[11]但它不是作为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权力机关中对内部享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分来发挥这一领导作用的。[12]委员长会议与常委会之间是服务关系，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与各工作委员会之间才是“领导”关系。[13]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如何为常委会服务，彼此之间应如何协调，要听命于委员长会议；在大会闭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如筹备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也要服从委员长会议的领导（在大会开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应由大会主席团安排）；如何为各专门委员会服务一般主要应由各专门委员会自己安排，“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工作上是比较独立的，各自对本专门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领导，但接受秘书处和秘书长的工作安排和协调。专门委员会的财务、后勤和人事方面，一直是由办公厅统一管理。”[14]由于秘书处和办公厅归委员长会议领导，因此不排除必要时委员长会议也可以出面对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进行领导。因此，在人大闭会期间以及常委会开会和闭会期间，委员长会议可以说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头（领导），各办事机构均应协助委员长会议做好人大和常委会会议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共同为人大和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各种帮助。[15]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长会议负责“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表明委员长会议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它只对权力机关的办事机构具有领导权。
二、《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合宪合理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关于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规定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
1、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常委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决定哪天开会和开几天会；而“会议议程草案”的拟定权是有限制的，因为每次会议的议程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法律对此应有大致的规定，在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惯例也是委员长会议在“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时所要遵守的，这两方面的权力都属于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笔者认为，议案和质询案不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闭会期间提出，委员长会议对其都应只是一种程序性审查，只要没有程序性的硬伤就都应提交审议，如提案是否符合法定人数，提案内容是否属于常委会的职权范围，提出法律草案的同时是否提交了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等等，这样才与委员长会议的性质（处理重要“日常工作”）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