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约自由的前提下，我国还须提高市场运行的规制能力。契约式投资关系确实存在规避法律监管的情况，商事登记简便的商业环境下，资金流向具体的实体经营是法律所倡导的。国家可以根据实体融资活动的风险程度，规制融资方的资质；若风险较大，则须强制资金吸收主体的资质，如拥有合格的管理团队，确定其经营方向和范围，依法公示其自有资产和经营计划，揭示经营风险，故可通过出台《投资基金法》，明确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法律地位，鼓励直接融资，同时又严格限制固定收益，部分否定间接融资尤其是以借贷关系产生的。
信息不对称是整个经济发展后资本市场的一大特征，信息披露的具体标准将有利于我国投资市场的良性运作。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其审视的角度应在于教育及引导民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资质无法保障，资金使用信息不能及时披露，资金归还情况亦无人监督。但罪行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刑事打击在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同时，需要更新司法理念，防止殃及新经济的发展。
【作者简介】
金霞，单位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注释】郝艳兵：《风险社会下的
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7期。
赵书鸿：《风险社会的
刑法保护》，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期。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09页。
《
商业银行法》第
74条第七项。
肖晚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研究》，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5期。
肖晚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研究》，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5期。
《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66页。
《非法集资若干解释》第三条。
张洋、滕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载《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