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程序正义观念的缺乏和法治观念淡薄降低了司法合法性能力
中国历来缺乏程序正义的观念。不仅普通民众“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根深蒂固，司法人员本身对程序正义也重视不够，[6]甚至法律从理念到制度一直贯彻着“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即便是公正的判决，也未必能获得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在因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冲突、超过诉讼时效、举证不能，特别是超过举证时效而被判败诉等情况下，不少当事人对法院并无瑕疵的判决持不满态度。例如，莫兆军法官被追究玩忽职守一案缘于当事人不服判决自杀身亡，但判决其败诉的原因是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条是被强迫书写的，法官并无过错。又如：
[案例152]宣威市热水乡蔡某因未能提供证据，法院判其给付陈某运费839元，蔡拒绝履行，陈申请执行。2004年12月5日，执行人员再次通知蔡到庭，蔡仍以其已给付为由拒不履行并威胁、辱骂执行人员。蔡被拘留后，电话请朋友履行义务，法院对其提前解除强制措施。出看守所后，蔡某将怨气再次转向执行人员，进法庭纠缠，大肆辱骂，被司法拘留15日。
除程序正义观念的缺乏外，法制观念的淡薄也激励了暴力抗法行为。中国尚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阶段，民众的法制意识淡薄，缺乏守法的自觉性，远未培养出对法律的信仰。不少暴力抗法行为的发生就源于此。此种情形较适合利用勒庞的大众暴民理论来解释。如下案例便是典型例子：
[案例200]西乡县信用联社与穆某、杨某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杨某是担保人。杨某认为自己没有还款责任，拒不履行义务，还威胁说：“我就是一个保人，我看你们敢执行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王法。”执行员又做了更深入的解释，杨某仍不听从。杨某之妻孙某阻挠执行，抱执行人员的腿，踢咬、辱骂执行人员。法院对杨某及其妻的行为分别处以构留15日、10日，各罚款800元、500元的决定。
4．司法的安定性不足削弱了司法合法性能力
与程序正义观念的缺乏相关．司法的安定性明显不足，削弱了司法合法性能力。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裁判在相当程度上不具有终局效力。对生效的民事裁判，除申请再审外，当事人还可无限制地申诉，法院可自行提起再审，检察院也有权提起抗诉。1990-2003年民事再审率平均为21.22%，1998年高达25.06%，尽管此后逐年递减，2003年为12.45%，但总体仍处高位。（注：徐昕．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P33-34）信访的数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高位，仅就涉诉信访而言，1996-2002年全国各级法院就接待群众来访4252.24万人（次），处理群众来信1391.13万封。[7]（P5-25）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涉诉信访的数量居高不下，导致判决效力的不确定，削弱了司法的安定性和司法权威，也使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日益强烈。特别是在维护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家“花钱买平安”软化了司法裁决的刚性，催生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示范效应，激励了更多的人不履行判决，因为通过“问题化”的压力机制和“流氓化”的“耍赖”机制有可能获得好处。暴力抗法的滋生可谓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来看，司法强制能力不足难以对暴力抗法行为形成有效的威慑，激发了抗法者的侥幸心理和蔑视法律的心态，直接导致暴力抗法的频繁发生；司法救济能力不足使得司法难以成为民众信赖的有效的维权途径，暴力抗法等其他方式便成为替代或有机可乘；司法合法性能力不足从根本上削弱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是暴力抗法发生的深层原因。从自下而上的社会视角来看，暴力抗法是民众对司法能力薄弱的反应，有时体现为维权的理性选择，有时也表现出疯狂的暴民行为。司法能力的不足导致暴力抗法的频繁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而司法权威失落和司法公信力下降又进一步减损了司法能力，加剧了暴力抗法现象的严重程度。因此，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治理暴力抗法的主要思路，也是21世纪中国司法建设的重大任务。
四、通过建设司法能力治理暴力抗法
暴力抗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司法能力的不足，因此，治理暴力抗法的主要思路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司法能力建设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将政法经费保障、司法职权重新配置、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等列入主要改革内容，反映了国家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