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承诺传递迟延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2条而非该法第29条之规定的，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种情况：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使得承诺传递迟延的，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传递迟延的，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的。而在要约人非因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以及受要约人知道承诺传递迟延之事实的案型，均不适用《合同法》第29条和第42条之规定。在前者，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在后者，受要约人并无信赖之产生。
承诺传递迟延需适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时，法律效果上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义务的发生。应以要约人事实上收到承诺之时为起点来计算受要约人的信赖支出，在这之前发生的信赖支出与要约人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而计算的终点应为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事实之时，从该时点起，受要约人对合同成立不再有信赖可言，并且其应当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上限，但可以无限接近履行利益，[28]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考虑双方可归责性的程度，二者处于一种彼此相抵的状态。这样，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形之下，通过《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可以为不同量度的法评价提供相应强度的法效果。
四、结论
承诺传递迟延是承诺在途风险发生的表现之一，依到达主义，该风险应由承诺人承担。但是，基于对要约人明知他人误信合同成立而置之不理行为的负面评价，我国《合同法》第29条设立了要约人及时通知的义务，并将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设定为合同成立，从而为受要约人提供了履行利益保障。由于《合同法》第29条没有留下权衡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空间，并且法律效果已被设定于一定的强度之上，故解释论上需要严格规范《合同法》第29条的适用条件，限缩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应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要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求受要约人没有任何可归责事由。
而对于超出《合同法》第29条辐射范围的案型，应将其纳入同法第42条的框架之中进行评价。此时，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的可归责性均有渠道进入法官的视野，法律效果也有调整的空间，从而通过双方可归责性的比较和权衡来确定其妥当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29条辐射范围的限缩，是以同法第42条规定的被引入为前提的。这两项规则的不同构造，为不同量度的法评价提供了相对应的法效果，通过相互衔接与配合，规则被塑造得更为合理，个案法效果也会更加妥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