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于安理会情势提交获得管辖权
对于联合国作出决议提交而取得管辖权的案件，权力行使的依据并非是《罗马规约》，而是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事实上，安理会曾经于2005年3月31日通过1593号决议，将2002年7月1日以来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苏丹及达尔富尔地区所有的冲突方都应根据本决议对国际刑事法院及检察官的工作给予完全配合。[3]
理论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安理会作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该案件过程中提供合作”之要求，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及非缔约国案件管辖权的取得，并不存在对条约相对性的违反问题，相反，恰恰说明了承担条约义务的强行性。[4]
（三）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正当性
穆阿迈尔·卡扎菲作为当时利比亚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煽动并实施对和平示威民众的敌意和暴力行为，这类发生在利比亚境内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已经满足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5]此时期待作为非缔约国的利比亚政府提交特殊声明从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显得不切实际。“为了追究袭击平民事件，包括其控制的部队袭击平民的事件责任者的责任”，[6]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正当性的基础。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
201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根据对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利比亚情势已经达到了规约规定的开展初步调查的标准（the statutory criteria），同时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合作，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5月16日，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提交有关材料，证实卡扎菲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绝对权威，招募雇佣兵、指挥对示威平民的暴力攻击，已经有合理的证据确认其已经涉嫌危害人类罪，要求预审分庭签发逮捕令；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在对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之后，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
（一）检察官开展调查
根据《罗马规约》第15条和第53条的有关规定，检察官在作出开始调查的决定前，应考虑案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严重程度（gravity）和是否有助于实现公正（interest of jus-tice）。检察官对情势的调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正式开始。
检察官在对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7]中指出，现有的证据能够表明利比亚境内正在发生并将持续发生危害人类罪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符合规约犯罪清单管辖权条件；尽管卡扎菲政府于2011年2月22日宣布将会组建一个特殊国家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其国内可以成立一个真正能够对该案的责任人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机构，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享有补充管辖权；安理会一致同意提交利比亚情势，充分体现了该案的严重性，虽然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有证据充分显示仅在2月这一个月里，就有500到700人因为枪击丧生。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截至该报告递交之时，已有1万多名民众死亡，5万多名民众受伤；另外，并没有实质理由认为调查无助于实现公正。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检察官于2011年3月3日宣布对利比亚情势展开初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