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告人供述需要补强的范围
1．供述需要补强的要素
对于被告人供述需要补强的要素，我国理论界的认识不一，有关著述更多地是在介绍和借鉴日本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存有“罪体说”和“实质说”的对立{3}。
“罪体说”主张，“罪体”需要证据补强，但对于何为“罪体”，亦有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罪体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事实（例如有尸体损害）；第二种观点认为，除犯罪行为造成的结果事实以外，罪体还包括该结果由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因果关系（例如，该尸体是他杀的尸体）。该种观点为通说；第三种观点认为，除犯罪行为、结果外，罪体还应包括被告人与犯罪人具有同一性，即能够表明是被告人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例如，该尸体是被告人所杀害的尸体）。上述几种观点虽然对罪体的界定广狭不一，但均强调，被告人供述涉及的犯罪客观要件事实需要证据补强。值得注意的是，在罪体应否包括被告人与犯罪人的同一性问题上，有学者明显持反对立场，认为如果罪体包括同一性认定，认定有罪就很困难，而同一性的认定应由法官的合理的自由心证来判断。{4}(P.254)但另有学者认为，从防止误判的角度考虑，单纯强调对犯罪事实本身的补强有失片面，同时应强调对于被告人与犯罪人的同一性的补强，其中，也有学者主张对于重大犯罪，如法定刑有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案件，对于被告人与犯罪人的同一性应需要补强。[3]
“实质说”则主张，补强证据不必证明供述所涉及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只要能够补强、担保被告人供述之事实的真实性即可。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实务均采此说。[4]日本判例也指出，“补强自白的证据不必是自白所涉及的全部犯罪构成事实，能够保证自白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即可”{4}(P.254)。
通过对“罪体说”与“实质说”的分析，笔者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明确需要补强的要素，对法官的自由心证活动做了具体限制，而后者则只是对补强证据提出概括性的要求，对法官的心证活动从总体上做了限制。至于两种主张孰优孰劣，不能妄下断语，而采纳何者只有在综合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司法状况、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后才可作出选择。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实质说”虽未具体要求对供述涉及的哪些犯罪事实予以佐证，但从整体上要求补强证据能够担保供述所述犯罪事实的真实性，这更符合补强证据规则自身的制度功能。笔者认为，审查判断补强证据是否能够担保供述的真实性，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心证活动，目前，我国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相对有限，加之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难以保障，收集证据不合法、伪造、隐匿证据等现象又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亟需借鉴“罪体说”以明确被告人供述需要补强的要素，从而对司法人员的心证过程加以规范，这更有利于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
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罪体”要素的内容。笔者主张，“罪体”应涵盖全部犯罪客观要件事实，也就是说，对于被告人供述涉及的全部犯罪客观要件事实，均需要证据补强。
犯罪客观要件事实，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犯罪结果事实，是指法益被犯罪行为损害的事实，易言之，即犯罪结果确已发生的事实，例如被害人已被杀害；2．犯罪行为事实，是指引致犯罪结果的行为事实，包括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工具、手段、对象等主要事实；3．因果关系事实，即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事实。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供述如果涉及上述三方面事实的，都需要逐一佐证，缺一不可，尤其是供述涉及的犯罪行为事实。这是对单一行为犯罪案件而言的，对于复合行为犯罪案件，只要是供述涉及的犯罪客观要件事实，同样都需要有证据补强，具体包括：被告人供述数罪的，每个罪的客观要件事实；被告人供述的数个同种行为构成法律上一罪的（继续犯、想象竞合犯等），主要行为的客观要件事实；被告人供述的数个行为构成裁判上一罪的（牵连犯、连续犯等），数个行为的客观要件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