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顾回应公共议题必须符合案例指导原则
兼顾回应公共议题的刑事指导案例，必须符合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案例指导原则。也即不能为了单纯或片面地回应成为公共议题的刑事法问题，而违反指导性案例编选、公布、运用的基本规则。“法院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例：（一）社会广泛关注的；（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三）具有典型性的；（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五）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该条指出了指导性案例编选标准。从条文表述的格式来看，该条规定属于带“其他”兜底项的示例规定。从语法逻辑上讲，第（一）到（五）项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被选为指导性案例的材料仅要符合择一的任意一项标准即可。但如果从实质内容加以把握，第（二）项和第（四）项通常会彼此竞合，因为司法实践存在大量既属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类型，又是“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件，有必要确立指导规则，规范自由裁量，从而保证适用法律正确。而第（三）项、第（五）项与“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的概念设定（“法院规定”第1条）基本是互释的，如果不与其他规定相结合，几乎无法提供清晰的判别标准。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项“社会广泛关注的”要求是否能够单独成为确定指导性案例的充分条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表达的意见是：“案件属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或社会普遍关注的类型。这类案件社会关注度高，法律适用问题比较突出，从中遴选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可以体现审判工作对于社会普遍价值的认同，有助于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和公信力，实现案例指导工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中央政法委根据三项重点工作要求，强调应针对‘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积累案件’推进案例指导制度。”[5]从“社会关注度高，法律适用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表述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可以被解读为：其一，被选为指导性案例的“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也应该存在法律适用问题，也“容易发生执法偏差”，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具有典型性的”、“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类型的指导性案例编选标准并不绝对相斥；其二，“社会广泛关注的”类型的指导性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只要求“比较突出”。
类似的解读也应该适用于“检察院规定”第8条。即在符合该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的基础上，单纯属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而不具有“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比较原则、不够明确具体的案件”、“可能多发的新类型案件或者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的案件”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检察院规定”第2条）属性的，不应归入指导性案例的范畴。换言之，“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不能单独成为确定指导性案例的充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