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由于司法机关建置、人事、财政的地方化，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容易受地方党政机关或利益集团的干预，难以有效发挥公正分配、制约立法和行政的功能。
最后，司法分配功能的发挥时有偏袒，各种因素可能导致司法分配的不公。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导致错案甚至颠倒黑白；二是司法不够独立，司法过程可能受到不正当的干预而导致利益偏向；三是司法人员水平和能力有限而导致裁决不够合理。
2．司法保护能力不足
司法分配能力的不足决定了司法保护能力的不足。司法保护能力的不足还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诉诸司法的纠纷有限，一些纠纷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尽管近三十年来司法权总体上有所扩张，如扩大了司法管辖的范围，赋予公民“民告官”的权利，但同时也在选择性地缩减，如法院仍然拒绝受理一些敏感案件、政策性强的案件、容易与地方政府对立的案件以及判决难执行的案件。这表明司法权的空间有限，国家提供司法服务的范围相对偏小，司法保护能力偏弱。
其次，即便可以诉诸司法，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会回避司法，而选择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诉讼案件数量整体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且总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与社会存在的纠纷相比，只是较少的部分。而且，中国人均案件数量还很低。即便民事一审案件增长达到顶峰的1999年，每10万人平均民事案件也才401.9件。（注：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再次，即便纠纷诉诸司法，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必能获得切实保护。与司法分配不公的影响因素类似，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不够独立、司法人员水平和能力有限皆会导致司法保护能力的不足。
不仅审判过程中司法保护能力不足，执行过程中法院对当事人及案外人的保护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执行难”和“执行乱”是最突出的表现。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执行中存在大量违法乱纪事件，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导致司法权威的损害和民众对法律信心的丧失。而执行制度本身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影响到司法保护能力。
最后，地方保护主义是减损司法保护能力的重要因素。地方保护主义长期存在源于国家与地方治理体制的不顺。司法的地方化导致司法权行使及法律适用不统一，加剧了司法不公的程度，导致当事人不能获得平等保护。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引发暴力抗法的重要原因。为维护所谓的地方经济利益，有些地方党政部门领导，甚至当地法院领导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寻找种种理由开脱，制造执行障碍。例如案例9，法院赴吉林异地执行吉通制药厂的财产，当地法院副院长给执行人员施加压力，并声称该厂全部财产已抵押给银行，即使执行也得优先偿还银行，当地工商和金融部门也不予配合，个别地方领导还出面为被执行人说情和开脱责任。有些地方政府以规章制度或“红头文件”的形式，对本地国有企业予以“挂牌保护”。例如案例40，执行屡遭被执行企业抗拒，随州企业赖账有地方文件撑腰。有些地方领导以维护稳定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借口打电话、“批条子”或以权压人，指令执行法院停止执行。为贯彻中共中央[1999] 11号文件，中纪委要求不得滥用权力、滥批条子干涉法院执行工作，但“批条子”的问题不但没有被查处，反而越演越烈。（注：有的高级法院执行案件中70％有领导批的“条子”。某县长把县法院院长、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叫到他办公室，说我养一条狗还要看我的脸色行事呢，你怎么能支持外地法院把钱拿走了呢？强行转移法院冻结的资金，迫使全县法院执行案件全部停顿。参见葛行军：《在浙江省法院执行工作改革会议上的讲话》，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编：《执行改革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1999-2004年间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或领导个人对全市法院的353件执行案件作出过明确的书面批示、指示，其中明令暂停执行30多件，命令不得执行2件，以打电话等口头指示的则更多。参见《关于南京市法院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的调查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2004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有些地方领导表示要追究抗法者的责任，却将事情拖到不了了之。例如案例25，襄阳农药厂售伪劣农药暴力抗拒执行，县委书记道歉并表示会追求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最终未作任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