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6条的规定，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设三至五名听证人，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工作人员担任或聘请的社会知名人士担任；消费者、经营者、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学者等可以作为听证会参加人参与听证会；定价机关在作出定价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的意见，并据此对定价听证方案进行修改。可以说，听证会应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拟定价产品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价格听证会没有价格的最终决定权，只有建议权，因此其参与价格制定过程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要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应改变目前的价格听证模式。首先，应进一步扩大听证会的参与人员范围，使听证会更加透明，其最终结果更能反映社会各方群体利益的公平性。其次，要明确消费者在公用企业定价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使消费者真正享有“话语权”。这就要求政府对听证会最后形成的听证意见的效力予以肯定，要将其作为政府制定公用企业价格时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并由政府按照听证意见中大多数参会人员的意见制定最终的公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再次，要确立定价公开原则，包括定价的程序公开（公开听证）以及与定价相关的所有信息的公开。后者更具重要意义，如公用企业的投资、成本运行、费用支出、净利润水平、价格核算方式等进行提前核算与公示，保证价格形成机制的透明化与公开、公正化。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民的参与事实上处于“无知之幕”状态，其结果往往造成其利益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受损，也使公用企业有了钻法律空子的空间。实行定价公开原则，才能使定价更加合理，使听证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也不至于成为公用企业涨价的助推器，进而使听证制度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并成为缓解公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矛盾的重要沟通平台。
四、结语
公用企业的生产经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甚至与一国的发达与富裕程度紧密相联，因此其价格的波动一直备受关注，我国也一直没有放松对其价格的监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理念的变化，如何有效监管公用企业的价格，使公用企业在实现利润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国家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成为对其进行控价的关键，也成为控价的基本目标。因此，我国要尽快改革与完善公用企业价格管制制度，使管制制度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价格管控目标，并使公用企业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优价的服务。
【作者简介】
郑艳馨，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注释】石志勇：《西安：供热价格12年来首次上调》，新华网，2008年11月10日，2012年1月2日访问。
张维：《西安供暖价格今日听证》，《三秦都市报》2011年8月23日。
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庞诗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4-155页。
参见于良春：《自然垄断与政府规制：基本理论与政策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5页。
参见张帆：《对自然垄断的管制》，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26页。
参见黎民：《公共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0页。
据报道，国土部负责人称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增加105%。一年来农产品价格飞涨，同大批农用地消失、生产运输成本高不无关系。古禅：《平抑措施垒高成本》，《信息时报》2011年1月15日，第D03版。
参见陆丁：《寻租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0页。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458页。
Murray L.Weidenbaum.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Fifth Edition.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5.26.
参见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华文摘》2011年第19期。
“自然垄断边界的移动”是指由于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品的开发和利用，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对地点、网络及基础设施以及资金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减弱，其所经营的非竞争性市场的范围正在不断缩小，而可竞争性市场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有学者认为，公用企业经营的业务可以分为竞争性业务和自然垄断性业务（或称非竞争性业务），对这两类业务应区别对待。对公用企业的竞争性业务国家应该放开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者，从而刺激该类业务效率与效益的提升；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国家仍应加以严格管制，在维持目前公用企业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对公用企业的实际经营者通过竞标的方式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改善目前公用企业效率低下、服务态度差等问题。
参见李珍刚：《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斯蒂格勒在其1971年出版的《经济管制理论》一书中提到了“管制俘获”理论，由于“管制俘获”现象的出现，管制机构不仅丧失了高管制效率，也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管制机构沦为被管制企业利用的工具，甚至成为被管制企业的代言人和庇护者，社会公众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对管制机构的支持和信赖。管制机构成为一种“落伍的、不能适应技术和经济变化的官僚体制”。Keith M Howe.Public Dtility Economics and Finance. NewJersey：Prenice Hall，1982.169.
参见梁盛：《全国天然气价上涨个别地区涨幅高于国家规定》，中国新闻网，http：//news.hsw.cn，2010年8月27日访问。
参见《陕西天然气涨价：居民月增支出5块多打的贵1元》，陕视网，http：//www.sxtvs.com/content，2010年10月19日访问。
参见汪生科：《豪门盛宴：央企十二强收入调查》，《理论参考》2006年第10期。
参见白天亮：《叫停垄断福利只是第一步》，《人民日报》2007年3月5日，第13版。
参见崔鹏：《谁在享受着高福利》，《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4日，第18版。
茅于轼：《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载周林军、曹远征、张智主编：《中国公用事业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参见盛宏：《公用事业的定价问题》，载周林军、曹远征、张智主编：《中国公用事业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