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诚信原则向宪法的扩张，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皆有论说，容分述之。
就我国学者而言，论者认为宪法中的诚信原则意味着确立行使国家权力的道德，以此制约和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出于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重，国家在其权力运作过程中必须诚实信用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为此，要求国家权力遵守法的安定性原则，不能朝令夕改，由此保证老百姓的信赖利益。[10]还有论者认为，宪法上的诚信原则意味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同关系，双方皆须遵守诚信原则，任何一方背信都要承担责任。这种观念打破了主权者不可为非的教条，意味着政府亦可为非。所以，宪法上的诚信原则之确立必将导致有限政府理论、政府与人民平等论。[11]更有学者指出了诚信原则在宪法上的如下表现：“ 1．立法必须公布才能生效；2．法律一般不得溯及既往；3．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修改或废止法律时，要对因此遭受损害的人进行赔偿。”[12]不难看出，宪法诚信原则以政府与人民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为基础，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民才不仅仅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政府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那是臣民时代的情况。
就外国学者而言，智利学者Jose Antonio Ramirez Arrayas认为，诚信原则首先是宪法解释原则，它要求按照平等、大多数人的精神和物资共同福利之实现的要求来解释宪法；其次是一个行政原则，它要求在正义的框架内行政，而这样的正义就是共同福利、机会平等和政府行为透明；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活动的原则，它要求以国家机关的决定保护人们既得的权利。[13]阿根廷学者German J.BidartCampos认为，在联邦制条件下，有联邦忠诚原则与联邦诚信原则之设，它首先要求联邦国家、联邦成员以及其他主体都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诚信行事；其次要求立法机关不得朝令夕改，损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14]确实，联邦有如婚姻，如果参与方无诚信，则无宁日，必致崩溃。
三、诚信原则向行政法的扩张
诚信原则发源于契约关系，既然如此，凡有契约存在的地方，即有诚信原则之适用。按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因此，行政关系当然应适用诚信原则。[15]基于这一原则，应构筑诚信政府，官民互信。而且，行政法像民法一样是以有限的规则应对无限的社会现实，确立诚信原则对于处理法无明文的社会现实极为必要。[16]由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把诚信原则规定为自己的原则，例如1996年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葡萄牙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6条第1款规定：“在行政活动中以及行政活动的所有手续和阶段，公共行政当局与私人应依照诚信规则行事并建立关系。”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的“行政程序法”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当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17]此条与《德国民法典》第242条何其相似乃尔！可见台湾地区的这个行政法规定是从民法的类似规定中借用过来的。
以这些立法为基础，国外关于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的研究专著也不少，它们有墨西哥学者Jesus sGonzalez Perez的《行政法中的诚信一般原则》、意大利学者Francesco Manganaro的《诚信原则与公共行政活动》、巴西学者Jose Guilherme Giacomuzzi的《行政道德与公共行政中的诚信—行政道德的教义学内容》。
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有何表现呢？就其涉及行政机关的方面而言，它表现为以下要求：(1)行政职权的运用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2)行政职权的运用须顾及相对人权益；(3)行政机关应保证意思表示的真实、准确、全面；(4)行政机关应恪守信用，保证相对人的正当信赖；(5)行政机关应及时行使行政职权，超过合理期限行使职权将构成违法；(6)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应注意平衡公益和私益，保证行政决定的公平合理。[18]不难看出，这些行政诚信行为的特点是客观诚信多，主观诚信少，但还是有，例如，行政机关超期不行使职权的，而后不得再行使的规则就是为了保护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主观诚信：我误以为你不行使了，现在你突然行使，破坏了我的信赖，由此你不得再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