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一方面提出盖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现在事实上发挥廉租房作用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至少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环境下，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土地财政和放开土地交易的管制来促进土地市场降价，从而降低房地产成本，保障房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5}前已论及，我国高房价问题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央地财政关系所导致的“土地财政”。笔者认为，解决的根本在于重构法治化的央地财政关系，保证地方财政自主权及实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终结土地财政，承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破除城市房地产供给的垄断，承认自建房、合作建房的合法地位，使房地产市场回归常识等等。{16}但这需要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变革，非能“毕其功于一役”。就目前情形而论，笔者赞成张曙光先生所提出的观点：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无为”，即取消行政部门对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领域的干预，禁止行政部门对各种产权的侵犯，建立起多元化的充分竞争的住房供应体系。他强调“政府补给不足，从产权保护做起”才是根本，“当务之急承认市场供给的合法性，政府承认廉租房、城中村的合法性，按保障性住房，最近收多少，给补贴多少，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但现在政府依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24}
结语：
为弱势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义务。但是，保障房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德与法律命题，并不简单是“房价高，政府给你造房子”这么简单的思维。用保障房包打天下，其本质是政府包办的思维，这是一种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攻克战役、计划经济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不过，目的正当性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虽然保障房建设计划目标宏伟且初衷亦好，但是一纸蓝图与一个宏伟目标并非确保目标实现的手段。当前，保障房建设是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在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语境下极容易演化为“政治正确”的命题，在缺少法制化约束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甚至会沦为个别地方政府暴力拆迁的借口。当前，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何去何从？对于张曙光先生提出的立即停止保障房建设的建议，笔者不敢苟同。保障房建设作为数亿双眼睛在关注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既已发动，不能率尔停止，只能尽力去补救。笔者认为，理性的做法是：针对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逐步减少保障房建设的数量同时，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以权利为本位的《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明确保障房的财政安排、土地供应、市场准入、融资模式、运营模式等等，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全国统一的制度支撑。此外，《住房保障法》立法还应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的提供能通过市场途径解决的尽量通过市场来解决，最大程度的避免政府亲力亲为，以防止出现大规模工程建设中常见的“政府工程病”。
【作者简介】
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从事法理学、
宪法行政法学研究。
【注释】我国《
宪法》第
62条规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属全国人大的职权。重大投资项目由全国人大进行专项审议通过已有先例，例如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仅1600亿元。
例如，郑州市“汇景嘉园”小区一处拆迁安置小区8栋刚封顶2个月的多层楼房，开始全部拆除、重新建设，内蒙古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大部分新楼房成“墙脆脆”被网民曝光，海口回迁安置小区93户居民发现，入住不久的房屋出现屋顶渗水现象。
事实上，在中国，由于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私人无土地所有权，开发商主要依靠垄断土地开发赚钱，开发商往往将房屋的设计、建筑等业务层层外包，靠炒买、炒卖土地，推高土地价格换取高房价，进而获取暴利。作为社会资源的土地价值增值效益被开发商所独享，广大人民未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受益。
比如，决定地方官员仕途命运的有安全生产、耕地保护、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综治，等等。
但问题在于，目前的体制下，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一大支柱性来源，保障房建设切掉了地方政府的这一大块蛋糕，相当于在现行的利益格局中抢走了地方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但却未在其他地方给地方政府予以补偿，如此，地方政府焉能“束手就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