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笔者认为，当前保障房建设的思路，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万能的思维，是一种权力主导的思维，在权力的作用下，忽略了权利保障，主要体现在：
（1）忽视了地方政府的权利。当前，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房价高腾、环境危机等很多问题深植于央地财政关系的不合理，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面前，纷纷不约而同选择了“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其行为与经营性公司无异，由此导致的征地、拆迁、一些地方甚至民怨沸腾、上访、拦访、截访，等等，乱象频出，不一而足。{16}对此，笔者认为，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值得深思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突然都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设身处地的抱着基本的“同情式理解”的态度来思考：长期以来，决定地方官员政治升迁主要考核的是辖区GDP的数量，地方官员面临诸多的决定其仕途命运的“一票否决”考核，[4]但是，“一票否决”事项太多了，也就显得不那么严厉了。由于自上而下权力主导下的考核面临着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上级只能采取选择性执法，处分个别运气差的“撞到枪口上的”地方官员以起到“杀鸡儆猴”式的震慑作用，在“老实人吃亏”心态主导下，地方官员纷纷选择表面服从但背地还是“顶风作案”。近年来，雷厉风行的“审计风暴”最终虎头蛇尾收场，轰轰烈烈连续五次的环保风暴，结果全部草草落幕，而意义重大的节能减排实践操作中却被一些地方政府异化为纸面上做减排游戏的徒增扰民作用的拉闸限电闹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著名财政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指出，在财政上“不实行均权制，中央之集权必有地方之滥权”、“中央既夺地方之税，地方亦不必尊重中央法令”，实为精辟之论。{17}
（2）分配过程中忽视了权利。分配公平是保障房的“生命线”，如果保不住这条“生命线”，建保障房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甚至会走向反而，即导致建设的量越大，浪费会越大，还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恶化。因此，要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全过程中，重视维护好这条“生命线”。{18}对此，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必须保证保障房分配的公正。{19} 2012年2月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20}但是，由于缺乏法律统一的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公众的知情权、诉权，权力所主导的分配出现分配过程的腐败必在意料之中。如何做到保障房分配的公平，法国政府保障公众诉权的做法值得借鉴。为解决法国居民的住房问题，2007年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法案规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没有收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5类住房困难户——无房户、将被逐出现住房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居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21}
五、解决保障房问题的关键：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障权利
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并不在于民粹主义者们所谓的“开发商原罪”，商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行为，我国房地产出现的病症原因非但不在于市场，反而恰恰是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所造成的。目前，半权力、半市场的体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需要权力的时候用权力，需要市场的时候用市场，由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权力和资本一结合，寻租起来如鱼得水，遂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一经形成，遂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在学术界寻找代言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固化既得利益。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根源即在于畸形的、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控制制度以及由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开发的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将农民、市民土地征收，一转手即拿走了其中天价的土地差价，并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巨额税费，遂形成尾大不掉的土地财政局面并逐渐巩固，陷入“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