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刚：就分则死刑罪名的调整而言，我注意到了高老师刚才说的两个词：“经济性”和“非暴力”。我相信这两个词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科学的论证基础上的。
高铭暄：确实如此，它们也是分则死刑罪名调整的两个关键词。“经济性”指的是经济犯罪，“非暴力”指的是不以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我认为，刑法上对单纯的经济犯罪（贪污罪、受贿罪不在其列）原则上不应设死刑，理由是：
首先，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靠死刑是无法有效遏制的。这一点，与许多严重的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爆炸罪等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单纯的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要低于侵犯他人生命权利、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犯罪，对之适用死刑有过重之嫌。此外，由于这些犯罪适用死刑的主要依据是犯罪数额，死刑的适用无异于贬低人的生命价值，有悖于死刑的刑罚等价观念。
再次，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考虑，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是极不经济的，因为科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长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至少可以通过强制罪犯以无偿劳动来尽可能地弥补因其犯罪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死刑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事实上同时也剥夺了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机会。
最后，对于经济犯罪不设置死刑是世界各国的通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刑法必然成为一部开放的刑法，对经济犯罪大力削减死刑，可以使我国刑法更加适应世界性潮流。我们曾经期望立法者能消减乃至废除对经济犯罪所设的死刑，并且将它作为立法发展的一个近期目标。可以说，《草案》的规定令我倍感欣慰。
于志刚：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此次《草案》废止部分经济犯罪的死刑，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充分的，当然也有实证方面的一些数据支撑。此次废除的死刑罪名，都是一些实践中很少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罪名，而某些实践中适用较多的经济犯罪，则仍然保留了死刑，比如说集资诈骗罪。可见，死刑罪名的适用现状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高铭暄：我想这也牵涉到死刑的“有用性”方面。我所说的“有用”，不是指死刑在打击和防范犯罪方面的效能，即死刑的报应与预防功能的实现程度，而是指死刑的适用状况。即便在经济犯罪领域，有些犯罪的发案率高一些，社会危害性更严重一些，而有些罪名就可能属于基本静止不用的类型。此次废除的经济犯罪死刑，就是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基本用不上死刑的罪名。司法实践不用，立法规定也就没用，这些罪名的死刑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与其这样，倒不如把它们从刑法典中拿下去，这样无论是在控制死刑的总体数量方面，还是在刑罚轻缓化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于志刚：我很赞同这样的死刑限制思路。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虽然经济犯罪是死刑废除的突破口，但是经济犯罪内部的社会危害性分布可能是不均匀的，有些犯罪目前仍处于一个相对高发的态势，比如集资类犯罪，而有些犯罪的发案率则处于较低水平，在此背景下，立法者需要保留某些犯罪的死刑，将这些罪名的刑罚威慑力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与其相对，选择废止那些死刑已被虚置的罪名的死刑，基本不会损害刑法的威慑力，也不会对现有的司法实践构成冲击，社会舆论的接受度也会更强一些。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死刑适用的现状是死刑存废的理由吗？假设立法者针对所有犯罪都规定了死刑并且规定了较低的死刑适用标准，是否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而保留死刑？
高铭暄：在我国刑法目前规定的死刑罪名中，绝大部分是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价值低于生命权益的非暴力犯罪。这类犯罪是以单纯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非暴力犯罪，对其适用死刑实际上是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这不仅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而且也与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倡导的公民的生命权至高无上的主旨极不协调。
不过，至于优先废除哪些经济犯罪的死刑，则是一项技术性和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从长远看，死刑废除的理由在于死刑与生命权至上的理念，与人权和人道主义不太符合，而不在于死刑的执行率高低，但是从现实看，在立法上对死刑做“减法”毕竟是头一次，更需要稳健的姿态和慎重的态度。首先废除司法实践适用率低的死刑条款，兼顾了死刑废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避免了不必要的阻力。在《草案》酝酿过程中，有些学者提出这次取消13个罪的死刑，步子迈得小了一点，有的犯罪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削减死刑。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我想，《草案》废除死刑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起点，开始的步子走得稳一些，以后的步子才能更快一些，并且《草案》废除死刑也有点投石问路的意蕴，假如《草案》顺利通过，那么今后若干年内的相关犯罪的发案情况，包括民众的反应等，都将是今后死刑政策抉择的重要依据。套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死刑废除，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