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应了国内常见的对传统司法和法学的评断之后，我想再简单地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传统的司法固然有许多缺点，但不在滋贺先生和时下国内若干学者指出的地方。我正在写的Struggle for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里，评论了分析了传统法制本身的设计上及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里的许多问题，指出许多实例显示在传统社会里仍有很多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力以赴，争取立法和司法上的公平正义，而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不该笼统地, 轻易地将中国传统法制说得一无是处。第二，中国传统法学自成一个体系，有无数知识分子自古至今在探讨着各种基本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理论。只因他们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对现代人说比较艰深难懂。我们应努力去学习、了解，不可因为它与常见的西方翻译过来的语言不同，而将那些理论弃置不顾，甚至否定其存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于清季迭次被东西帝国主义者所败，侵略者勾结汉奸在中国强行推销鸦片和基督教，犯下了许多罪行，反而指责中国法制野蛮，胁廹清廷给以治外法权[9]， 因而启动了中国近代的法制改革。其实在明代及清初欧洲耶稣教会教士 (Jesuits) 到达东方之后，曾经将其本国与中国相比，盛赞中国许多制度的优点，其中也包括法制在内。十八世纪后欧陆的法制逐渐改良，到了清季才显得比中国的刑法和程序法宽恕慎密。所以法制的优劣是相对的，因时因地而异。从现在的标准看，中国的传统法制的确有许多缺点，应该改革。改革应该先对已有的东西去芜存菁，然后斟酌时势，决定取舍。这是清季和民国期间有识之士的做法。此外有一些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的人，认为只须引进西方的法制即可。此说的问题是：西方的法制是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的产物[10]，中国没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虽然可以抄袭西方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但在付诸实施之时，便会遭遇到许多西方没有的问题，无法取得同样的成果，所谓橘逾淮成枳是也。有人因而主张“全盘西化”，但此说必须假设人有无限的可塑性，这一假设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不幸的是现在似乎还有人同意此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学一概否定，盲目地赞扬西方的法制和法学, 不知道西方人已看出他们自已的法制里有许多缺点，例如成案法 (case law) 的不确定性[11]，社会里缺乏诉讼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12]，许多律师不顾公平正义，唯利是图，被称为被雇的鎗手 (“hired guns”) [13] 或救护车的追逐者 (ambulance chaser) [14]，立法及司法被特殊利益团体 (special-interest groups, 如教会、工会、企业、财团、民间团体、种族集团) 所控制 [15] 等等；西方许多法学家则对目前仍在流行的实定法学 (legal positivism) 不满，而很欣赏中国传统法学将各种规范看成一个整体的观点 (holistic view) [16]。所以我要强调：西方的法制和法学虽有其长处，但并非没有缺点。我们在改进中国法制的时候，不能、也不该跟随西方人曲曲折折地走他们已经走过的路，犯同样的错误，寻求同样的补救办法，而应该深切地审视中外文化的优劣，取长舍短，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走的路；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可以为了一时的需要，鼓吹短视的做法，而应该看得高远一些，认清法学的基本问题, 先切实地去了解我国的传统，然后参考其它法系 (西方、回教、印度等) 的理论，综合中外的智慧, 盈漥而后进, 建立起一种更好的学说。这番话不是虚夸之言，我们读别人的著作，无论它多么博洽深奥，不要奉为圭臬，拾其唾余，而应该自行去思考基本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们也要自信并自勉：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而且要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