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副院长想来也是赞成这种说法的。他认为，“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他主张上调起刑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刚够起刑即获刑10年，而涉案一两个亿的也不过是个死缓，所受处罚区别不大。假如涉案几万元的不“占用”量刑区间，那么就可以腾出量刑区间，“分配”给涉案金额巨大的。[6]
三、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一）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是曾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7]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8]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9]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只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都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与经济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10]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小。因此，对于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二）社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容忍度考察
现在一些地方早就突破了贪污贿赂罪5000元起刑点的规定，达到二万元、五万元甚至更高。有学者提出，这种认定数额的飚升，一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表明社会的容忍度提高。[11]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对此类犯罪的容忍度真的提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