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除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类型人身保险也应规定施救义务，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要更为合理，未来我国在修订《保险法》时不妨借鉴。不过，即使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果意外伤害或者健康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应负施救义务，这一约定当属有效。
三、施救义务的履行方式
若施救义务仅为契约义务，被保险人如何履行该义务应取决于保险契约的约定，本文不对此进行研究。在大多数国家，施救义务为法定义务，因此其履行方式也由法律直接规定。然而，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亦存在明显的区别，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主动履行模式
主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即应主动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以保险人作出指示为前提。日本、韩国和我国《保险法》实行的都是这一模式，如《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损害的发生……。”
（二）被动履行模式
被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按照保险人的指示履行施救义务，但不必主动施救。在这一模式下，被保险人应在事故发生后履行出险通知义务，至于如何施救则静待保险人的指示，如果保险人未给出指示，则被保险人实际上不用承担施救义务。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只有以色列采取这一模式，《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对于被保险人按照保险人指示的合理措施可以防止或减少的损害，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条从侧面表明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以保险人的指示为前提。
（三）混合模式
这一模式其实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主动施救，并在保险人作出了指示的情况下依照指示为救助行为。德国采取这一模式，《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2条第1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尽可能防止或减少损害并遵照被保险人指示的义务；如果情况允许，被保险人应请求保险人指示。如有多数保险人且其指示互相对立时，被保险人应依照合乎其义务的判断行事。”此外，《拉脱维亚保险契约法》第23条也有类似规定。
总体上看，前两种立法模式可谓各有利弊。主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但弊端在于：（1）施救有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被保险人通常为一般公众，其未必具备这种能力；（2）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常常处于紧张、慌乱等情绪中，采取的救助措施可能不是最佳的应对措施，甚至可能出现“火上添油”的现象；（3）若保险人指示被保险人如何施救，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按照指示处理？若被保险人不接受指示，而结果证明其自救行为并不合理，保险人是否可以拒赔？围绕这些问题往往容易引发纠纷。相反，被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救助措施的专业性。但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沟通联系必定产生时间成本，这也会造成最佳救助时机的贻误。有鉴于此，德国和拉脱维亚保险立法采取混合模式，这种做法在最大程度上吸取了前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亦避免了其弊端，应当说是一种最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我国《保险法》也应当从主动履行模式转变为混合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