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述基准，其共通点实际上是对法益侵害严重性的判定，而此一观点早在20世纪初，即由德国行政法学者Walter Jellinek所提出：警察的裁量不仅有不得逾越“强度”的上限，尚有必须采取行动的下线，Walter Jellinek将此称之为“危害的界限”。[16]只是此种以“个案为取向”的侵害强度判断与期待可能性衡量标准，依其本质而言，很难予以一般化，也即并无“公式化”的裁量缩减体系。而且，即使在具体情况下，可以证明侵害程度已经达到不可期待的结果，从而主管机关负有保护义务而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时，也仅构成“决定裁量”的缩减，并不必然导致“选择裁量”的缩减。
2．例外
以侵害的强度或严重性作为判断基准，是否过于狭隘？有学者认为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不具有严重程度的危险状态，但行政机关仍无其他斟酌的余地，从而只有采取防免的措施，才不构成裁量瑕疵。实际上，此种见解也见诸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裁判中，例如某人将车子违规停靠在他人车库的出入口，此种情形从客观角度而言，很难说有重大危险状态，除有其他正当理由外，行政机关似乎并没有不排除该交通障碍的裁量空间，也即负有排除该交通障碍的义务。[17]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裁量缩减的内在原因”[18]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裁量缩减的基准，而不以发生重大危害为必要前提。换言之，当行政机关并无裁量的可能性时，即构成裁量的缩减。其理由是，法律之所以授权行政机关裁量权，乃是因为法律规范的类型化能力无法满足个案正义的要求，故立法者除透过构成要件的规定来设定行政机关的行为准据外，尚辅以法律效果的裁量规范，由行政机关执行切合个案情节，顾及具体情状的利益衡量。如果在个别情况中，已不存在有法律所欲实现的利益衡量空间时，法律授予行政裁量权的原因即行消失。例如，某一家庭因穷困而无居住处所，因而向地方主管机关寻求协助，如果该地区收容所尚有充裕的空位时，该主管机关即无衡量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任何理由构成反对安置该家庭，当然此种情形在实务上并不多见。
四、裁量缩减的构造体系与案例类型
从上述的论述可知，构成裁量缩减的要素在于法益的重要性与危害的严重性，只是它们在具体操作上比较抽象，且有难以涵盖、尚欠周全的地方。上述判断基准之所以无法关照到所有裁量缩减问题，其原因在于裁量缩减就如同裁量规范自身一样，其考量因素及着重点多有不同，因此，若要精确掌握裁量缩减的问题，必须将裁量缩减作某种程度的类型化，再依次建构其判断基准。特别是法益的重要性既然需要从宪法对基本权利保障的意旨出发，则宪法基本权规范功能对于裁量缩减的影响力，[19]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一）干预行政与裁量缩减
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而作出干预性措施，例如对于违规并排停放的车辆，警察机关对于是否拖吊享有裁量权，在此情况下，警察机关的裁量权是否受到限缩，固然需要考量该违规停车对于道路交通所造成影响的程度，但对于该车辆所有人而言，拖吊行为属于干预性措施，从基本权的防御功能而言，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若其所欲采取的行动或所选择的措施，违反比例原则而构成违法的干预措施时，即构成裁量的缩减，甚至萎缩至零。亦即，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行动或不得为特定的措施。因此，基于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对于此种“消极”的裁量缩减，可以“比例原则”作为审查基准，并以之作为行政机关“不为行动”（裁量缩减至零）或“不得为特定措施”（裁量缩减）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