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裁量缩减并非仅局限于“极为严重”的状态，在一定的情形亦可能视个别具体情况及法律授权裁量的目的而定，例如基于事实上的理由，行政机关已无任何可资衡量的空间，而仅能做成一定的法律效果。
第三，从宪法保障平等权或从信赖保护原则得出的“行政自我拘束”，也足以导致行政机关有采取行动的义务，其要件则是事实上的行政惯例，或是从行政规则所显示出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模式。
第四，如果危害的发生系由行政机关所引起或行政机关是有责任的，人民尚可基于“结果除去权”而请求行政机关采取行动。
裁量缩减的构成，只是一种“原则一例外”的转换，因此，当有特殊情形发生时，此种转换可以再次回归原状，使行政机关回复其原有的裁量权。比如：行政机关所为的实体决定，是否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可能，且在权衡公共利益与各种不同的法益之下，是否不具期待可能性？尤其需考量危险或干扰的程度与处理所需行政支出之间的关系，若有某一危害的存在，仅须小额人力物力即可排除时，行政机关即负有作为的义务；反之，危险的排除必须耗费巨额人力财力时，则很难说行政机关有采取（特定）行为的义务。另外，在有多个任务有待执行，行政机关有权优先处理较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只有在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存在时，才能要求行政机关有义务采取行动。换言之，行政机关若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必须执行，则无作出此项行为的义务。
从裁量缩减的构成要件我们发现，裁量缩减的基本考量点在于是否构成对重要法益的严重危害。其中危害严重性的要素，取决于具体案件的事实情状，亦即以“发生高强度的干扰或危害”或“特殊严重的危险状态”为判断基准。[7]相对而言，所谓“重要法益”则须从法律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确知其内涵，并作为判断裁量缩减的指标。因此，如何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连接宪法与行政法的理论，阐明所谓法益的意义，以及如何才能称得上是重要，应是判断裁量缩减的主要基准。
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个案正义。裁量权的行使，基本上须通过目的性解释方法探求各相关规定的目的与宗旨，以作为裁量权行使的基础。就干预行政而言，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干预性措施，其目的实际上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并且是着眼于法律所保障的法益。就给付行政而言，裁量规范的目的，通常也关涉法律上的重要利益。换言之，在行政法的层面，裁量权的行使主要以合乎法律目的为取向。因此，探寻各个法律的目的与宗旨，及其所欲保护的法益，并以之作为裁量缩减的法律上的因素，基本上合乎裁量决定的本质。不过，此项行政法层面的解析，多少仅能得出：特定的法益在行使裁量权时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尚有进一步阐明的问题是，何种法益在何种情况下足以导致裁量缩减的结果？
（一）所涉法益的重要性
构成裁量缩减的基础，主要锁定在法益的重要性，但是，何种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具有重要性，从而足以构成裁量缩减的结果呢？
一般而言，生命乃是人类所由存在的生物基础，毫无疑问，生命权所保障的生命法益属于重要的法益。因此，行政裁量若涉及人民生命存亡的事项，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范围即产生缩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