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官裁判良心与法的关联性
法官的良心在法律实践中与法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官良心的判断符合法律精神内涵，与法律规定一致，那么就会得出与法律精神一致的公正判断，本文不加赘述；二是法官个人的观点立场与法的规定或判例不同；三是法官的良心与法的对立情形。从理论上讲，法官的良心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是当然的，但是凭良心施行其职的法官，却不应该持轻易被动的态度，在形式上单纯地服从既定法律。对这个问题通说的立场是：法官的良心应该始终忠诚于既定的法律，为此要抑制自己个人的政治意见、主观的世界观和信仰，用冷静客观的立场探究法律的意义和目的；忠诚于法律处理问题，这就是法官的良心。但是如果这样，法官的良心还有发挥的余地吗？法官的行为被法律约束虽然是应然状态，但如果把法的约束作为唯一要义来理解，法官的行为只受法的约束，对于法官来说，没有给有能动作用的主体良心留下任何余地，法官的良心也只不过是法的另一种称呼而已。因为在具体的场合，法官怎样忠诚既定的法，怎样进行法的判断，多数时候决不是以‘一义’来决定的，换言之，法官所作的法的判断经常是有多种可能性表现在法官的面前，强迫法官做出明确的选择，法官在这时要凭借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关涉法的解释这么简单，即使是对事实的认定、法的适用也应如此，[13](P34－44)这也是在裁判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对法的忠诚，是法官在对特定案件适当处理的实践中，探讨法的真正精神要领、对法律法规正确运用、解释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讨论良心一定要注意其存在的基本前提。进一步讲，即使是考虑对法的忠诚问题，在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也是所有问题的基础，其所包含的问题点很多：首先是在确认事实后适用法律时，未必就能单纯地依法而行，因为事实认定过程和法规的选择、解释、适用过程的关系复杂微妙，而且也有互相交错、竞合的时候，法的解释是基于事物的自然属性(Natur der sache)使法成为现实的法发挥其职能，法的解释只能靠法官的公权力进行，而且这也是被认为脱离法律事实就不能成立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释，伴随着社会的伦理观、经济价值观的变化而具有社会意义，也期待着法的作用发生变化。因为连法的解释、运用都可能发生变迁和发展，何况是法的作用呢？以上所有的过程，是把各种利益的较量作为基本，属于广义的价值判断，因而法官必须经常强迫自己从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决断，这种选择如果仅是凭良心的选择，轻易是不被允许的，常常被看作是狭隘的不被接受的。因而假如法官的观点、理论立场在这一点上发生问题，那么他要不愧对于良心，且作为与裁判有关联的因素，需要经过种种内心的斗争，彰显相当的主观性和妥当性，不过必须要站在对具体案件进行适当处理的裁判基点上，如果徒然地把问题观念化，急于做出伦理的分析来弄清问题也是不恰当的。
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对与诉讼程序相关的法律、规则的运用和解释时，法官的裁判违反法的精神实质的情态很少，若非如此，就更要注意进行适切妥当的解释，这就是良心。法官对法有解释权，解释权应该是使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充分、灵活，解释权的行使不是法院指向当事人的垂直方向的纵向适量，而是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双向的水平向量，这说明程序正义是适用于一般审判程序的。从程序公正的确保与实现的角度看解释权，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更多的是权利构成论，比起程序合理性，更注重强调自己的目的，是以取得什么样的结论为依据的，但这不应该认为是与结论相关的问题，而是应该作为确保程序本身所固有的价值问题意识而存在。这不只是事实上争论的焦点，也是法律上的争论点。不过对于程序公正的确保和实现，有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阶段，无论是当事人的能力是否有差异，还是为防止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给予平等机会等，都是程序公正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是义务性的表现。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事人利益会直接受到影响，是最容易损害法官公正性的，所以有限度地行使解释权是非常难的。如果法官任意放纵，可能会使应该胜诉的人反而败诉，社会及人们对于诉讼的信赖程度会受到影响和损害，即使一方当事人受到了影响，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解释，不过这时也要给其对手阐述异议和反驳的机会，这样的程序关照不能忽视，特别是法官一定要适切妥当地认定具体事实解决问题，而从职权主义出发进行解释是不正当的，如此，法官的解释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为使当事人主体地位相对平等，要在一定的维度内实现程序本身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