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体现公平原则外，劳动抗辩权还具有如下特殊意义:其一，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力是以人身为载体的，对劳动力的不当使用就可能危害到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而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权利救济方式一般是事后的。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时，劳动者服从劳动分配与安排就意味着置其生命健康于险境，可能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人身损害，在此情况下，拒绝劳动指示便成为劳动者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在美国发生的维古尔·迪母尔和汤马斯·康沃尔诉惠而浦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惠而浦公司败诉的理由是: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中的雇主“一般义务”条款规定，雇主应为每一个雇员提供一个工作场所，使其免受死亡和重大人身伤害的威胁。健康署调查员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以执行该条款，因此，每一个员工都有权对存在的危险作出诚实的判断。[4]其二，与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相比，以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方式实施权利救济，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这点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三，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置劳动法规定于不顾，就因为我国劳动立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法律责任偏轻使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较低，用人单位可通过违法用工获取不当利益，而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是对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直接抵制。其四，现实中，我国地方政府仍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侧重于保护资本的利益，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抗辩权是自力救济权，其行使并不直接依赖政府的介入，因而能够部分地弥补在劳动者权利保护中所存在的地方政府缺位甚至错位的不足。其五，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规定了较为宽松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只要用人单位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损害劳动者重要利益的，劳动者一般能够依该法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可以摆脱劳动合同的约束，但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解除劳动合同本身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劳动抗辩权制度使劳动者能够在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同时无需解除劳动合同，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
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劳动请求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和财产性方面，属债权请求权。由于劳动给付义务是手段上的义务，而非结果上的义务，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力的具体使用而拥有劳动指示权。劳动指示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和人身性方面，属对劳动行为的管理权。劳动指示权的存在使劳动者的意志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劳动者不是处处言听计从的被奴役者，可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在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服从。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事由，应是劳动指示本身违法或违约。这与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事由不同，它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对价义务，与劳动请求本身是否违法或违约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劳动指示权对劳动请求权有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拒绝让渡其劳动力的使用权，那么，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权就不会存在;反之，劳动者可能在同意向用人单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同时，却拒绝其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由于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都源于劳动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劳动抗辩权作为抵制这两项权利的权利，其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