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的确立，经义决狱现象也随之产生。西汉初期大儒董仲舒，主治《公羊春秋》。根据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判决案件首推董仲舒。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董仲舒编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由于历史久远，又历经战乱，《公羊董仲舒治狱》、《春秋决狱》已散失。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北宋李防等编撰的《太平御览》记载有四例经义决狱事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记录了一些经义决狱事例。根据经义决狱调整的范围、适用的义理不同，可将经义决狱事例作如下划分：
（一）根据儒家经典中所阐明或蕴含的“义理”处理诉讼案件，体现了司法的理性
例一：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12}
例二：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决矣！虽杖甲，不应坐。” {9}
例三：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袅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14}“刑法部六”引“春秋决狱”
例四：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当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4}“刑法部六”引“春秋决狱”
上述四例均记述董仲舒根据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或事件或蕴含的义理，分析案件事实，进而提出判决意见的事例。这四例均涉及婚姻家庭关系法律的适用。第一例涉及到养子是否可视同亲生子，进而适用“亲亲得相首匿”的刑法适用原则的问题。董仲舒根据《诗经》“螟蛉有子，蜾赢负之”的诗句，认为养子亦是“子”，应适用“亲亲得相首匿”刑罚原则，免除父亲匿子的罪责。第二例涉及到养子与亲生父母的法律关系问题。养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殴打了生父，养子是否应按不孝罪论处？对此，董仲舒认为养子被送养后，与生父的父子法律关系消灭，即“于义已决”，养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殴打了生父不应按不孝罪论处。第三例是关于儿子误伤父亲是否按殴父论处的事例。董仲舒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儿子误伤父亲在主观上无故意，故不应按犯罪论处。第四例是关于妻子在丈夫出海溺水死亡后，妻子按照其母的旨意改嫁的行为认定问题。董仲舒认为，根据《春秋》之义，妻子在丈夫死后可以改嫁，且该案妻子改嫁是按照尊者（母亲）的旨意改嫁的，其本人“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事实清楚，不构成犯罪，不应按犯罪论处。上述四例是根据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义理”所作的论证或判处，如按今天法理评价，仍大致是正当的，符合人们对社会关系处理的一般原则。义理也是法律的立法基础，或其本身就是法律的一部分。正如罗斯科·庞德在考察法律的起源时说：“试就字源观察，希腊原文所有文字，译之今代语言而成为所谓‘法律’者，最初只解作伦理的风习，宗教仪式，人类概观中之律例、法律规则，以及社会制裁的全体。”{15}1“哲理法学家所关注的是法律律令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基础，而非它们的拘束力。在他们看来，一项法律律令的拘束力在于它是一项有关正当和正义的规则或它表达了一项有关正当和正义的原则。”{15}90
